□ 郭垂辉

郴州地处楚南岭北，扼守岭南联系中原的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士大夫、“风骚客”留下不少风雅趣事。其中，公元805年，唐代郴州刺史李伯康在韩愈、张署贬谪受困郴州期间，礼遇他们成为佳话，代代相传。

在华夏的名川大河中，“郴山”并不巍峨挺立，郴江并不惊涛拍岸，甚至名不见经传。正是这条弯弯曲曲向北流的小河，千百年来，那么多情、眷恋地绕着“郴山”，引得宋代秦观情感共鸣，写下“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佳句，饮誉中华词坛。

山河依旧，流水年华。历史的脚步走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郴江河畔、“郴山”脚下，迎来行伍出身的赵凤林。他1928年出生在东北长白山的牡丹江边，读过私塾，当过学徒，做过文员，1946年入伍，1947年入党，穿越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湘西剿匪、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成为郴州地区的“宣传官”。其官阶远不及李伯康的五品刺史，赵凤林于时代风雨中，大胆地向郴州文坛的老将新秀伸出援助之手，给他们提供安身立命的温暖港湾，宽松的工作环境，扭转人生的厄运，为郴州文坛的崛起、文学的兴盛，储存了一匹匹“黑马”和“千里马”。

萧大作家酒瘾胜李白

鲤鱼江电厂工人作家萧育轩，1964年3月在《人民文学》头条刊发短篇小说《迎冰曲》，成为当时中国文坛升起的一颗闪耀“新星”。著名作家、评论家纷纷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湖南日报》刊发评论文章。

1968年秋，赵凤林走马上任郴州地革委宣传组组长。他与萧育轩素未谋面，就把萧大作家借调到宣传组，期盼其多写几篇大文章，登上省报和中央报刊。赵凤林没有给萧育轩画条条框框，由他自己看书看报定题目。萧育轩上班时间，不是在地革委大门边一间小屋里看书读报，就是到图书馆阅读中外名著，下班后更是常在街头巷尾的“苍蝇小馆”喝酒聊天。

几个月过去，萧育轩交了几篇文章，寄给中央、省级报刊，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响。赵凤林看出名堂，萧育轩并不热心写这类文章，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萧大作家的稿纸上都沾着酒香，酒瘾胜李白哟！东西南北街的酒铺都光临过吧？小酒铺喝酒，一小碟花生米，几片盐姜，就差几颗茴香豆呢，哪天到我家去，我给你炒几个大菜，咱俩切磋切磋。”萧育轩真去赵凤林家里喝过几次酒，觥筹交错之际提到我。

我在宣传组与萧育轩共事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回了鲤鱼江电厂，后调至金竹山电厂，几年后又调至涟源地区（今娄底市）文联，湖南省总工会、省作协，走上专业作家的创作之路，并担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成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南文学作家的“主力军”。他的长篇小说《乱世少年》，获全国首届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园丁奖，入选新闻出版署、国家教委、文化部、共青团中央等8个单位评选的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被日本汉学家石田稔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他的作品《刘兰》被改编成花鼓戏，《风火录》被改编成话剧《电闪雷鸣》，《孟广德那老头》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广播剧。他还著有长篇小说《山水依依》《三怪客》和短篇小说集《迎冰曲》等文学作品。

如果赵凤林一直留着他在宣传组写官样文章，那么萧育轩的创作人生将会发生逆转，一批文学著作可能要推迟几年创作面世。知人善用，人尽其才，是赵凤林的政治智慧和用人之道。

为郴州文坛老兵新秀遮挡风雨

1969年1月中旬，地革委宣传组接到湖南日报社编辑部电话，要求采写田才蓉事迹通讯稿的作者去报社改稿。田才蓉是原郴州镇（县级）市郊公社龙门池大队女社员，1968年3月24日飞身推牛救列车壮烈牺牲，军分区宣传科科长、地革委宣传组第一任组长李用才组织人员采写田才蓉的先进事迹。执笔人：陈祥成，宣传组干部；萧伯崇，郴州镇革委会办公室秘书。地革委宣传组与郴州镇革委会办公室联系，得到的回复是：萧伯崇正隔离审查。赵组长问陈祥成，你一个人去还是找个伴？陈祥成说，有伴好商量。赵凤林即决定，再去个桂东老乡（此处老乡指作者本人）吧，你俩已多次合作。

田才蓉的典型报道在《湖南日报》1969年1月29日第三版配四幅图片整版刊载，文尾署“田才蓉事迹采写组”。

看到田才蓉长篇通讯见报后，赵凤林问我：“萧伯崇去年夏天采写田才蓉的稿子，怎么就受审了？”我把打探到的情况如实向赵凤林汇报。

萧伯崇，1934年7月出生于长沙，1949年8月读高一时，长沙解放，考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培养干部的重要机构），学习3个月后，分配到常德石门县参加土地改革，后选送到公安部队，曾在省公安总队教导营当文化教员。公安部队改制后，他被调至郴州军干校任文化教员，1958年春军干校撤销，又调至郴州钢铁厂任团总支副书记，钢铁厂下马后被调至郴州镇委办公室做文秘工作。

萧伯崇爱好文学，1949年3月，创刊初期的《新湖南报》刊登他的处女作、散文《黑夜曲》，随后该报又刊登他的短篇小说《一块腊肉》；195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他的散文《第三朵红花》；1961年，《湖南文学》发表他的散文《炉边夜话》，被选入周立波主编的《1959—1962全国散文特写选》。周立波说：《炉边夜话》用清新的笔触描绘农村生活风俗，事极平凡，文思高远。

萧伯崇被隔离审查，主要受天津有关做法的牵连。1967年春夏，全国各地大都参照天津的做法，召开业余作者座谈会，建立联络站。

这年初夏的一个夜晚，郴州农民作家李绿森，林业诗人袁伯霖来到郴州镇委机关单身宿舍，找萧伯崇谈郴州的情况，认为业余作者有彷徨、苦闷之感，如果有个联络站，则方便作者相聚交流。

李绿森和袁伯霖希望召集地区重点文学作者商议，推举萧伯崇牵头，一是他的文学才华和成就服众，二是他的工作资历和地域优势。萧伯崇想起前不久省文联周健明（周立波的儿子）说到此事，便接下这摊活。

在一个久雨初晴的日子，20多位不同身份的业余作者集聚郴城，一致推选萧伯崇为联络站负责人。萧伯崇说，我们建站是为了便于大家相互交流。联络站不打旗帜，不印臂章，不租办公场地。

后来，虽然搞过几次活动，都是别的组织挂个名。

天津联络站“出事”，殃及多个省市的文艺界。郴州联络站被勒令取缔。

赵凤林问：你怎么看？我说：郴州并没有作者去天津参加会议。湖南各地类似的联络站，要视具体情况，实事求是。

郴州联络站的几位同志都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文学作者。李绿森是青年农民，1958年冬，他写的儿歌《打铁忙》、短篇小说《请假》，让省地文联格外注目。1959年，《湖南文学》《长江文艺》分别刊发他的短篇小说《请假》《母子护秧》《给老红军拜年》《应征》等作品，当选为文代会代表和劳动模范；李绿森于1960年5月出席全国教育、文化、卫生和新闻界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群英会；7月，出席中国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两次亲切接见与会代表。7月23日晚，文代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湖南代表团推举省作协副主席蒋牧良领着农民作家刘勇、李绿森（22岁）向周总理敬酒，总理一一问话时说李绿森好年轻，希望他努力为人民写出更多好作品。

袁伯霖从小崇尚文学，1956年8月，他还是湖南森林干校在校生（未满16岁），《中国林业报》就刊登他的诗歌处女作《林调队员的家》。干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资兴县滁口林场，从事伐木或抚育幼苗工作，业余时间就在木棚里的松脂灯下读书看报或写诗。正巧，湖南大学副校长、湖南省文联第二届副主席魏东明被下放到林场。魏东明1940年9月到达延安。在延安工作期间，他曾任中央党校教师，1942年5月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袁伯霖请魏东明指导自己的作品。魏东明还向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的著名诗人袁水拍，推荐袁伯霖的诗作。袁伯霖描绘大森林万千景象的诗作，频频在报刊发表。

赵凤林点头说：“不能僵化用一个模式套，具体情况具体分辨，如有人为业余作者的这类问题找上门来，应实事求是为他们澄清。”

赵凤林把问题看准、摸透，郴州有一批业余作者受此事牵连，还有的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列入清查名册，都要调查核实作出结论。到哪里找人调查核实呢，到天津北京摸不到门，到省里还是找不着北，于是，一些调查人员就找到地革委宣传组，写证明材料。我写的第一份证明材料就是为萧伯崇澄清。那段时期，我为十几位业余作者写过证明材料。

古华是嘉禾人，1942年出生，1962年在《湖南文学》发表多篇小说。1970年起，一些停刊多年的文学期刊准备复刊，或创办文学刊物，邀请老作者参加创作笔会，古华收到省内外多家期刊和出版社的邀请函。他的家庭成分高，地区农科所总有人纠缠不放。赵凤林知道此事后，不仅给他所在单位领导打招呼，还派人与期刊编辑一道去地区农科所做领导的工作。从此，他很珍惜外出学习机会，专心创作，硕果累累。最多一次的笔会，他写过一部中篇小说、七篇短篇小说。1981年、1982年，古华作品蝉联大奖，先是《爬满青藤的木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再是长篇小说《芙蓉镇》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4年，古华被调至湖南省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并任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湖南省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出生于新邵县的龚笃清，从小跟随父亲在郴州念书，1965年市一中高中毕业，高考是郴州地区文科状元。因为家庭成分，他政审被定为“不宜录取”，打了几年零工后招工进入地区建材厂，先做卸窑工，后做采购员。我是在张聪蓉家里认识他的。张聪蓉原在市一中当老师、团委书记。我听龚笃清一番谈话，发现他知识面广，才华了得。我向赵凤林推荐，龚笃清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曾被借到军分区搞民兵报道，写典型材料，湖南日报社专门约他写考据苏轼、秦观与苏仙岭关联的文章。

1978年高考，龚笃清又是全地区文科状元，不料又因政审被刷掉。1979年，他直接报考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导师的研究生，金榜题名。1982年，他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进入芙蓉杂志社编辑部工作，发表过数十篇中篇、短篇小说，出版过短篇小说集《色癫》，长篇小说《黄兴聚义》《黑白朱元璋》，有短篇小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从湖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湖南音像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岗位退休后，他潜心研究科举制度和八股文课题，收藏八股文200多种700多册，出版近30种、上千万字的学术著作。其著作的《明代八股文史探》《八股文鉴赏》让尘封的八股文变得可读、可懂。省政府聘请龚笃清为省文史馆馆员、湖南古籍规划领导小组专家。

不拘一格重用省城下放的文人

1969年前后，省文联、省作协、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日报社的一批文人，下放到郴州地区农村。怎样为这些文化人摆脱窘境和厄运，发挥他们的才华？我和萧育轩一有机会就向赵凤林“吹风”，郴州宣传文化系统如果能合理使用这批文化人，工作上定能出彩。

赵凤林听了我们的游说，真动心思。经过派人考察，几个月后，地革委宣传组先后调进三位。黄起衰，湖南人民出版社小说散文组组长，下放到汝城县马桥公社一个生产队；任光椿，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干事、《湖南文学》杂志社小说散文组组长，下放到耒阳县东湖公社；张永如，《湖南文学》杂志社编辑，下放到郴县。黄起衰、任光椿被安排住在地革委院内老食堂边青砖木地板的两层旧房，张永如则自愿在街上亲戚家借住。

赵凤林很看重、宽容他们，除开会和集体学习外，不必坐班，工作任务是：调研与写作。宣传组有的同志不理解，赵凤林护犊子似的说：他们写文章、动脑子需要安静的环境；再说，人家省城下来的大文人，迟早会回长沙的。

赵凤林还积极向各县革委会的军代表喊话说，省城为郴州送来人才，我们要好好珍惜，人尽其才。那段时间，各县革委会和一些公社革委会都选用省城下放锻炼的文化人。

一时间，地革委老食堂周边青砖旧房人气旺盛。几位名编辑满腔热情地接待城区、工矿企业、农村的业余作者。他们认真阅读业余作者的稿子，给出修改意见或建议；听取业余作者的构思与点子；帮助业余作者解惑释疑，没有一个寒冬不可逾越，练好真功夫，迎接文学创作的春天。

地革委院内其他部门的干部，不管省里的笔杆子有没有时间，时不时把材料往他们手里塞，请他们帮忙修改。楼上老黄的房间，经常凌晨还亮着灯光，烟雾缭绕。因此，老黄成为院子里有名的“老黄牛”。

赵凤林问他们是否愿意把家属调来郴州。张永如、任光椿都婉言谢绝；黄起衰患有支气管炎，身体较弱，赵凤林极力说服他把当医生的爱人调到郴州。不久，黄起衰爱人从长沙市第二医院调到郴州地区人民医院。

两年之后，赵凤林预料成真，最先调回省城的是张永如。他接到调令后到宣传组打个招呼，便乘火车去省出版部门上任。张永如后来担任湖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广州文化出版社总编辑、编审。

接着是黄起衰。他调回省人民出版社，夫人也调回长沙市第二医院。赵凤林赶到地革委大门口为老黄送行，脸色凝重。老黄眼眶里闪着泪花，双手紧紧地握着赵凤林的手，然后转身奔向运送家当的货车驾驶室。赵凤林一直目送货车驶出地革委大门。黄起衰勤勤恳恳，担任过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获湖南省劳动模范，著有诗集《旗帜与信念》。

黄起衰离开郴州不久，任光椿也接到调令，赴省文化馆上任。临走前，赵凤林专门到他的住处看望。任光椿是我推着摇摇晃晃的旧单车送别的，从地革委经人民东路、北湖路、解放路一直送到火车站的月台上，简单行李随身携带上车。任光椿曾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团执行主席，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著有“时代三部曲”（《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五四洪波曲》）、“人物三部曲”（《谭嗣同》《黄兴》和《将军行——蔡锷传》）。

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宣传组的同志，有原地直机关一些部门的，有从本区县乡和厂矿调上来的，都是在全区小有名气的文化人。赵凤林给大家打招呼，进了地革委宣传组，必须增强党性，牢记党的宗旨，严守党的纪律。

当时组里有三位党外人士，单位都曾讨论过他们的入党问题。其中，有一位的社会关系中涉及几位女红军牺牲事件，赵凤林派我和刘志炎去资兴黄草等地调查核实。赵凤林说，这关系到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一定要实事求是。我们不敢懈怠，克服交通不便、吃住困难，寻找关键人物核实，把谈话记录在案，签名、按印确认，据此写出调查结论，再经所在大队、公社盖章，这位同志社会关系的疑点终于消除。另一位是1949年10月参加工作的同志，1959年《湖南文学》刊发其处女作《捉贼》，并入选国庆十周年湖南献礼作品，随后又刊发《老观察》《两个经理》《风波》《晚秋》等小说。他向党组织写的交心材料中曾提到湖南联络站，这成为他入党升职的障碍。赵凤林知情后，对管政工的同志说，找郭垂辉写个证明。

干部生活上的实际问题，赵凤林也十分关心。组里两地分居的干部中，有一位是从县里调来的，有四个小孩，爱人是小学教师；有一位是从矿山调来的，有三个小孩，爱人是工人。最终，这两位干部的两地分居、爱人工作与住房问题，都得到圆满解决。

我本是工人，1965年省委工作队在厂里搞社教时把我转为干部，直到1966年春听到别人议论才略有所知，原来是要去省里某单位掺“沙子”，这一动议后因时代原因搁置。1966年夏，我被地委工交政治部借调，几天后一张大字报贴在政治部办公室的大门和厂里的大食堂，把我同大文人挂钩，办公室没得坐了，车床没得开了，厂领导安排我到加工车间当质量检验员。报了到，我又被借调至地区机械局产品质量检验组赴各县检验农机产品质量。1967年2月，郴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成立后，我被借调到筹委会工作队，进驻桥口氮肥厂，后又转东波矿；1968年郴州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抽了几个人办《新郴州》报，我在其中；办了几期报纸后，我被地革委人保组借调。1968年夏秋，省革委在省委党校主办原地市党政领导干部学习班。按照省革委的要求，郴州地革委安排三名与原地委无瓜葛的工作人员，做学习班人员的服务工作，我是其中之一。

我从人保组转宣传组后，赵凤林曾几次叫我办理调动手续。我不想离开工厂，一直不愿办理手续，是赵凤林派副组长李选谓（军代表）到厂里为我办理调动手续。在宣传组，我主要是写典型材料、领导讲话稿、新闻报道稿。

1969年4月，新华社湖南分社社长肖彦和青年记者张再华来郴采访。肖彦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赵凤林要我去陪同。我讲了通用机械厂的历史，并说厂里正在生产印制毛主席著作急需的烫背机。那天下午，我陪他俩从招待所走了个把小时才赶到厂里（当时还没有专车接送），由副厂长陪同、介绍并察看生产车间。肖彦和张再华说，可以写个稿子，由我执笔。我用自己的饭菜票在食堂打了三份饭菜，肖彦要给钱，我坚决不肯收。晚饭后，我请开货车的司机朋友把他们送回招待所。第二天，我把稿子交了，他们看后说“可以”。这篇稿件由新华社4月14日播发千余字的通稿，《湖南日报》4月15日刊载。

还有两件小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件事是，那时我住在厂集体宿舍，买不起单车，又没有公交车，每天清晨从下湄桥赶到地革委，晚上办公后赶回厂里，全靠两条腿。有一天，赵凤林递给我一把钥匙，说，车子在办公楼门前，你骑吧。我满脸兴奋，一连几天都是骑着那辆秀气的小单车上下班。可是，个把星期后的一天晚上下班，单车不见了。我猜想，肯定是赵凤林瞒着小孩把车子给我骑，小孩侦察发现后收回。第二天，我把单车钥匙还给赵凤林。组里七八个同志搞新闻宣传，有一辆办事用的共享旧单车，赵凤林打招呼说，郭垂辉住得较远，晚间大家尽量照顾他一下。

另一件事是，1969年12月，赵凤林得知我要脱单了，特地说：“缺什么，你到分区军人服务部看看，那里的东西比外面便宜一点。”我早听说管理这个军人服务部的是赵凤林夫人，我到军人服务部挑选了两床不同颜色的丝绸被面，20多元。

1973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军队干部除少数需担任地方工作外，其余调回部队。1973年6月，郴州地委决定，撤销地革委政治部，恢复中共郴州地委宣传部。

赵凤林主管郴州宣传五载，工作扎实，做人低调，除宣传组的会议外，他几乎没有在地革委召开的大会上作过什么重要讲话，在宣传组布置工作或总结也不要别人代写。在政治部开会，虽然少有埋头做记录，但在组里传达布置工作时，条理清楚，重点突出。他任职期间，抓典型树标杆，组织总结了宝源煤矿“克扣”自己一心为公的采煤工人石汉泉，为国分忧永葆革命青春的安仁县一级残疾军人王忠，花甲之年挑货下乡行程四万多公里的沙田供销社营业员方忠宇，在周源山一间牛栏里谋划建设全省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湘红井铁人矿长刘子琴，白手起家、让贫困山区农民享受到机械化电气化便利的桂东县农业机械厂，中国南方“五七干校”的榜样汝城大坪“五七干校”，大破大立、探索创新精神病新疗法的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等十几个享誉全省、全国的重大典型。新华社、《湖南日报》都作过重头报道，并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湖南省先进典型事迹选》。这些典型具有鲜明的政治品质，彰显了共产党人对党的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的忠诚。他们爱国担当、无私奉献的劳动精神，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创业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拼搏精神，挑战学术权威、敢破敢立的开拓精神，永放光芒。这期间，宣传组从郴州本土选拔的人员中，后来有若干人员被调到省城宣传、新闻、出版、科教、工信等部门任职。

“郴”江后浪推前浪。经过特殊年代的文艺“低潮”后，郴州迎来文学创作的春天，新人、新作如雨后春笋般冒尖儿，其中小说创作更是阵容超常，捷报频传：陈第雄、唐春健、罗宪敏、姜贻伟、陈岳、刘晓瑜、苏家澍、欧植竹、王硕男、王琼华、曾广高、郭英忠、王兴日、李宙南、李性亮、刘路一、何永洲、刘吾福、谢铁云、李晓龙、郭照光、资柏成、马治平、肖群华、李水德、曹光雄、杨戈平、刘景遂、黄子光、周长明、欧阳启明、罗范懿、郭立民、李贵德等文友，先后写出了广受业界好评的长篇、中篇或短篇小说，让“郴州小说之乡”闪耀湖湘大地。这些老中青作家的成长、成才，主要是受惠于改革开放政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大力繁荣文化事业的部署。他们多数与赵凤林没有直接、间接的交集，但也离不开文化先辈、名人的榜样与示范，鼓励与鞭策。

赵凤林回到部队，被安排在郴县武装部任副政委，1978年转业任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局长；1982年调任地区文化局局长、顾问；1986年申请提前离休；1990年10月因脑出血猝然离世，享年62岁。赵凤林的生命像郴江水一样，终归要从我们眼前北去，流到大海。赵凤林同郴州文坛故友的人文佳话，又像郴江与“郴山”一样千年不老，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