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春晖

在父亲去世后留下的老相册里，有一组朱良才将军的照片，这组老照片尘封在相册里，距今近70年，弥为珍贵。照片共4张，错落有致地贴在黑色的相册纸里，父亲特地在照片下方，写上一行字：“右边这位将军是朱良才同志”。父亲精心保存照片数十年，以表达他对将军的崇敬之心。第一张照片是朱良才将军与他的一位战友的合影，第二张是在独家小院左拥右抱着两个儿子的生活照，第三张是在郊外以小树林为背景的单照，第四张是在室内客厅里看报纸时的留影。当时，朱良才将军50来岁，正当壮年，气宇轩昂，仪表不凡，确有上将风度。

照片拍摄于1950年至1954年之间，从将军所穿军服可以确定。新中国成立后，全军开始了军队现代化建设，为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50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实施新的军服式样，简称“50式”军服，男军人夏季均戴大檐帽，衣服上统一佩戴正面标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背面有姓名、所在部队、职别和编号的胸章，军帽上佩戴“八一”五角星帽徽。到了1955年，全军重新换装新式军服，又称为“55式”军服，将军服分为礼服和常服两大类，礼服采用毛料制成，1955年大授衔后，实行军衔制，军服上增加了肩章、领花，看肩章上的杠杠和星星，显示着军衔的高低。因此，这组照片是拍摄于1955年授衔以前。

至于这组照片为何被父亲精心收藏保存，这里有一段遥远的故事，得从两家的世交渊源说起，也得从朱良才将军当年的经历说起。

朱良才将军是汝城县马桥乡外沙村人，1900年9月27日出生，1955年与本县延寿的李涛同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是汝城近代史上的最高官职者，1955年至1958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委，1959年主动退出领导岗位，1989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朱良才将军1925年参加农民运动，后被捕入狱，1927年10月，经营救出狱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初，前往参加湘南暴动，离开了家乡汝城。这时，朱良才将军已在家乡娶妻生子，此去一别，家中留下了婚后的妻子和6岁的幼子朱庶民。

丈夫离开后，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者的家属都属于“匪属”，备受欺凌和迫害，孤儿寡母生活在四处求助中。朱良才将军的原配夫人与我外婆是远房亲戚，与我外婆年龄相仿，论辈分，她们是上下辈关系，小时候，我叫这位与外婆年龄相仿的老人“大姨”。解放前，我的外公是一位百里十乡皆知的贤达人士，他黄埔军校辞职后回湘，先后在长沙、资兴等地为官，后调回汝城任教育督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局长），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地位。当年，出于亲情和同情，外公对朱良才将军原配夫人母子，在经济上给予了一些接济，在人身上提供了一些保护。这些在当时那种环境下确实是一种难得的支持。在朱良才将军离家和我外公去世后，两位小脚女人情同姐妹，互有关照，持续了一生一世的姐妹情谊。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两家同住在县人委大院，我家住前排的二楼，她家住后院的一排平房。我还记得，每次外婆来到我家，都要到后院那平房里俩老姐妹见个面，唠嗑些过去的事。到了20世纪80年代，两位老人以80多岁的高龄相继去世。

由于长期的战争，颠沛流离，朱良才将军离开汝城后，在后来的工作中寻找到革命伴侣，组建了新的家庭。全国解放后，朱良才将军参加革命后留在家乡的长子朱庶民，被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两年。随后，将军让他回到汝城，照顾年迈的母亲，用所学知识报效家乡。朱庶民听从其父的安排，回到了汝城，在当时的县人委会文教科任副科长，后升任科长。那时，我父亲在县文化馆任馆长，是朱庶民的下属和同事，又有上辈传下的感情关系，也就是那个时候，朱庶民将他从北京带回来的将军的照片送给了我父亲。

朱庶民后来担任县政协副主席，父亲也担任县政协常委10多年，他们传承了上辈的亲情，更又在数十年的工作中建立了新的友情，情如兄弟。他们退休后，一同参加社会活动，一同组建了县夕阳红俱乐部和棋牌协会，经常一起棋坛对弈。2008年，父亲去世。一次在大街上，我碰到朱庶民伯伯。他质问我，父亲去世了，为何不告诉他，让他们兄弟见最后一面，送父亲一程。我只能连声道歉。时隔三年，朱庶民伯伯也于2011年10月驾鹤西去，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