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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去尘埃看名将 版次:A03  作者:  2024年12月21日

□ 李金铁

郴州全域都是革命老区,因而将星璀璨,自黄克诚大将以下,计有开国将军9位。在这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最短暂却最耀眼的将星却鲜为人知。军事史学界有学者认为:曾中生若不死,以他的杰出才能,必能独当一面,成为开国元帅中的前几位。

曾中生1900年生于现资兴市州门司镇,1925年考入黄埔四期,同年入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受党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参加中共六大。1928年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武装工农部部长。1930年起,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四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等。

1989年中央军委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33位(后增补至36位)军事家,曾中生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名列其中。可以肯定,在郴籍革命先辈中,曾中生在党内的地位名列前茅,在军内也有很高的地位。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是红四方面军的摇篮。说起鄂豫皖,人们首先会想到两个人,一个是徐向前,一个是张国焘。然而说起这片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缔造者还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曾中生。

1930年9月,曾中生受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委派,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鄂豫皖,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同时创办了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并兼任校长。

蒋介石调兵遣将,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曾中生统率军队,发动群众,使用“飘忽”战略,来无影、去无踪,机动灵活,攻守自如,使敌军陷入鄂豫皖军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一举粉碎敌军几路围攻,巩固并扩展了根据地。事后徐向前这样评价曾中生:“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占据党的最高领导权。王明深知鄂豫皖苏区的重要性,需要由“自己人”来掌控。1931年4月,王明委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到鄂豫皖“改造”党和红军。

张国焘对根据地的建设给予全盘否定,撤销了鄂豫皖特委,重新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自任书记和军委主席。曾中生则被一降再降,从鄂豫皖军委副主席降到红四军政委,后来再降到独立第一师师长。

1931年8月,红四军挥师南下,连克数县。张国焘主张东进“攻占安庆,威逼南京”,来信强硬要求部队北返。部队到达湖北英山时,曾中生和徐向前、许继慎等召开鸡鸣河会议,坚决抵制张国焘“左”倾冒险主义,并一致通过《向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力陈东进的不利和南下的正确性,希望纠正张国焘的错误指挥。

鸡鸣河会议让曾中生与张国焘结下“梁子”,曾中生成了张国焘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1年9月底,张国焘一手主持策划了“白雀园大肃反”,红四军15000人,三个月内被杀掉2500多人。其中就包括后来同样被评为军事家的许继慎、红军早期将领周维炯,还有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

事实上,张国焘一到鄂豫皖,对曾中生就心怀嫉妒,伺机进行打压和污蔑。但曾中生在鄂豫皖实在威信太高,影响太大,张国焘心怀忌恨而又有所忌惮,暂时没有下手。

曾中生与张国焘在军事问题上的冲突逐渐公开化。曾中生代表红四军,张国焘代表中央分局先后报告了中共中央。曾中生无私无畏,报告中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军事方针,希望中央挽救危局;张国焘则上纲上线,给曾中生和红四军扣上了“公开抗拒中央分局和军委”“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等大帽子。

1931年11月初,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批复中央分局报告,支持张国焘,严厉指责了红四军领导。张国焘为了独揽大权,树立权威,必须搬掉曾中生这块“绊脚石”。有了中央批复这把“尚方宝剑”,张国焘认为机会来了,撤销了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降为新组建的独立第一师师长,红四军政委由其亲信陈昌浩接替。

不久,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组建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失去了曾中生的指挥,加之“肃反”导致战斗力急剧下降,面对敌人大举进攻,在张国焘的瞎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彻底失败。曾中生在七里坪战斗中身负重伤。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拉着部队盲目向西漂移。

1932年12月,当部队到达陕西省城固县小河口时,曾中生经与旷继勋等人商议,以书面形式陈述大家对张国焘的意见,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张国焘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与领导上的家长制作风,要求停止无止境的退却,重新建立根据地。

张国焘感到众怒难犯,自己有被孤立的危险,被迫召开小河口会议。会上张国焘表示接受大家批评,并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加强集体领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曾中生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国焘自任主席。

表面功夫做足了,但张国焘怀恨在心。小河口会议为后来曾中生、旷继勋等人的被害埋下了伏笔。

在曾中生等人的强烈建议下,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次年2月,成立川陕省委,曾中生当选为省委委员。曾中生对川陕根据地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土地革命进行了全面规划和系统推进。苏区迅猛发展,全盛时期,红四方面军扩展到5个师,8万余人。

不得不说张国焘用人自有一套,当用则用之,不用则除之。1933年,当红四方面军在川陕站稳脚跟后,张国焘以“反右斗争”为幌子,以剪除异己为目的,展开了又一轮“肃反”运动。支持曾中生的旷继勋、余笃三、舒玉璋等红军将领被秘密杀害。对张国焘来说,外围已经肃清,下一步就该拔除曾中生这颗“硬钉子”了。

1933年9月,张国焘以“托陈取消派”“右派首领”等罪名将曾中生逮捕。

此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正在前线作战,闻讯接连致电陈昌浩和张国焘,为曾中生鸣冤,要求释放他。可悲的是,徐向前这个总指挥只有军事指挥权,对“肃反”根本无权过问,甚至连自己的妻子被“肃”掉了都还蒙在鼓里。

曾中生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张国焘不敢贸然处决。他把曾中生关押起来,亲自审讯,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逼迫曾中生写“自首书”,交代错误。曾中生据理驳斥,坚贞不屈。

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毛泽东主席特别问起曾中生的下落。张国焘心中有鬼,谎称曾中生在后方养病,搪塞过去。

曾中生获悉红军两大主力会师,立即给中央写信,述说自己的遭遇,希望中央派人审查,澄清问题,要求继续为党工作。张国焘生怕曾中生揭露自己迫害红军将士、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扣留了信件,并千方百计阻止曾中生与中央领导见面。

一边是中央领导在关注曾中生,一边是曾中生在向中央申冤,这令张国焘心里十分不安。两次“肃反”的结果证明,张国焘其人睚眦必报,而曾中生三番五次与张国焘唱反调,又在他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于是张国焘决定下黑手,干脆杀人灭口。

1935年8月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派人将曾中生勒死在四川省理番县(现理县)卓克基的一片密林中。随后放出谣言:曾中生通敌逃跑,已坠河淹死。

1936年2月,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要他对曾中生“须保全其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此时,曾中生遇害身亡已半年多。

纵观曾中生的一生,真正是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说其短暂,是因他在革命历史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刚好只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放异彩不过五年。说其光辉,是因为他所创造的历史功绩和影响常人难以企及,尤其在军事理论上的巨大贡献。

曾中生参加革命前已饱读诗书,黄埔军校毕业后,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理论功底深厚,水平相当了得。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曾中生军事论著尤为丰富。

曾中生在负伤休养期间撰写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两篇军事著作。被张国焘羁押后,曾中生戴着手铐,拖着伤残的身体随军长征。他的身心虽饱经摧残,晚上在狱中依然点着油灯奋笔疾书,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第三篇军事著作《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曾中生这三篇著作,篇幅不是很长,每篇不过数万字,但可谓字字珠玑,每一篇都闪耀着军事阅历与思想智慧的光芒。这三篇杰作的价值和影响,看看两个人的态度就一目了然——

一个是一代枭雄张国焘。张国焘虽然忌恨曾中生,但对他的军事著作不得不佩服。他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将曾中生的三篇著作都印成小册子,人手一册,发给全军指战员,作为军事训练的基本教材、指挥员的必读书籍。而此时,曾中生已是张国焘的笼中之鸟。

一个是世纪伟人毛泽东。这几本小册子被红四方面军将士辗转带到了陕北,毛泽东看到这些著作,赞不绝口。以此为基础,毛泽东总结形成系统的游击战、运动战理论,其中就包括耳熟能详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应该说,曾中生是红军游击战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军事理论著作在军事史上影响深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或者说其本身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曾中生功勋卓著,但因为牺牲较早,军事履历不长,资料散佚,历史的尘埃淹没了一代名将的光芒。如果不是央视播出电视剧《长征》,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曾中生何许人也。

据笔者搜索,迄今为止,还没有长篇传记抒写曾中生壮丽的一生,也没有专门的影视片展现他的光辉事迹。笔者曾在一个大型红色景区看到曾中生的简介,把他出生的乡镇州门司误写成“司门州”,而在另一处官网发表的文章中,把他出生的乡村牵牛坳误写成“犀牛坳”。这不是普通的笔误,这是历史的玩笑,也是现实的悲哀。

然而,我们的前辈对曾中生却推崇备至。

曾中生和徐向前元帅的关系非同一般。曾中生“空降”鄂豫皖时,徐向前是红一军副军长。徐向前本是曾中生的黄埔学长,学弟成了学长的上司,后来在红四军两人又成为搭档,并肩作战。徐向前对曾中生十分钦佩,称其为“老领导”,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多次提到曾中生,盛赞曾中生“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他评价道:“中生同志很能干,军事上比较行,同时比较全面。”

曾中生和另一位元帅刘伯承也关系密切。他们俩都有过留苏的经历,并在莫斯科相识,都曾就职于中央军委,都曾担任过红军的高参,而且都有很高的军事理论水平。应是惺惺相惜,彼此成为好友。刘伯承评价说:“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

曾中生没有后代,但他有两位亲人,都是革命战争年代了不起的角色:

曾中生的弟弟曾希圣,知名度比兄长还高。曾希圣,黄埔四期学生,我军情报破译工作创始人。长征时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在中央军委二局负责情报工作。毛泽东主席曾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希圣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

曾中生的妻子黄杰,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女学员之一,同样是老革命。曾中生遇害后,黄杰改嫁中国最早的一批飞行员之一郑德,结婚两年后,郑德牺牲。1946年,经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介绍,黄杰在延安与徐向前结为伉俪。他们夫妇俩之前的爱人都冤死于张国焘之手,命运令人唏嘘。

回顾历史,掩卷沉思。张国焘是曾中生最直接的上司,也是最要命的对手。在当时形势下,曾中生与张国焘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张国焘不仅是中央分局“一把手”,还是中共中央三名常委之一,身份显赫,如日中天,而且独断专横,飞扬跋扈。但曾中生凭着一腔热血和正气,坚持真理,不畏权势,与张国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即便飞蛾扑火,依然在所不辞。这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有论者认为,曾中生谋事,张国焘谋人。结果是谋事者成事,谋人者害人也终害己。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张国焘最终走上了叛逃的绝路,冻死异乡,而曾中生虽死犹生:1945年党的七大为曾中生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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