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性亮

说上海手表是中国国表，估计没人有异议。

在我小时候，谁手上戴着手表，就是有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我从读小学开始，便羡慕那些戴手表的人。

我们村里，只有我那位远房堂伯有块手表，据说是块梅花表，是他那位在国民党当团长的舅舅送给他的。虽不是新表，他却视为珍宝，生怕弄坏或弄丢，平时不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才戴几次。我和堂兄、堂弟家穷得叮当响，想戴手表，就用钢笔在自己手腕上画块表，还画上分针、时针和表链，自寻快乐，自我安慰。

其实，我家日子开始还行。父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1953年从朝鲜回国，到1955年退伍时，还领到75元退伍费，加上平时节约，他带着128元回家来了。过了几年，奶奶寿终正寝；不久后，母亲又患重病，几天便驾鹤西去。我父亲由此欠下一屁股债。

读初一时，有位谢姓同学手上戴了块手表，我们既羡慕又妒忌。他父亲是公社农机站的技术员，他趁父亲不备，偷偷把手表带到学校炫耀。这时，我才有机会观看手表的迷人真容。

谢姓同学委实聪明，他从修表的亲戚那里偷来三条表链，还用白铁皮做了几个假表面，巧妙地和表链连接起来，给我和几位“铁哥”戴到手腕上。我们特意用衣袖遮住“手表”，时而露出表链招惹他人目光。唐洞机砖厂那些亦工亦农的年轻哥哥，刚从农村来到砖厂，看见我们几个小孩都戴着手表，眼红得很。他们说，靠近厂矿的农民，比他们偏远山区的人富多了，连小屁股都戴上手表了。从彭市公社来的胡帅哥，亲切地握住我的手，恳求欣赏我的手表。此时，我心里非常紧张，担心原形毕露，遭人耻笑。

我灵机一动，指着谢姓同学说，看他的吧，他是上海手表！巧的是谢同学那天又把他父亲的手表带来了。胡帅哥认真欣赏后，自言自语说：“我这辈子，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戴这种表！”关键时刻我为自己和几位戴假表的同学解了围，我打了个手势，大家跟着我火速走了。从此，我再也不戴假表了。

有一次，我又碰见胡帅哥。他又提出看我的手表。我撸起衣袖说：“我爷老子把手表收起来了，要讨夫娘（妻子）才能戴！”胡帅哥果然深信不疑。

1976年，我跳出了农门。那时，我的工资每月29.5元，第二年转正后每月34.5元，还是买不起手表。1978年夏天，我们剧团巡回演出后放三天假。我从县里回家看望父亲和妹妹。父亲满面春风地拿出一块崭新的上海手表递到我眼前说：“给你戴！”

我惊喜地问：“爹，哪来的手表？”

父亲说，这上海手表是他刚卖了一头90公斤的大肥猪，肉食品收购站扣了7.5公斤潲水，每公斤猪肉1.56元，共卖得128.7元。父亲恳求唐洞机砖厂的采购员刘启俊，得到一张上海手表购买票，才买到这块计划手表。

我望着表盘“12”的下方，“上海”两个字像在发光似的，我捧着手表爱不释手，却还是把它递回给父亲说：“还是爹戴吧！”

父亲说：“你在外工作，应该戴表了！”他固执地硬要我收下。

我眼含热泪望着父亲，深深地感到这就是真正的父爱！

一头大肥猪，卖了128.7元钱，用120元买了上海手表。父亲养了一年多的猪，他自己只得到8.7元钱！

父亲买了手表，却还没买表链，他说不知我喜欢什么样的表链，又从身上掏出两张拾元的钞票，要我自己去百货公司挑选。

我推开父亲的手，说：“我有钱！”我立马从堂伯家借了一辆自行车，骑着去东江木材厂。木材厂有家国营百货商店，我曾经去过多次。我从唐洞机砖厂跨过铁路，沿着公路从东江水泥厂穿过厂区，爬上山坡，飞奔而下。不料下坡时，连人带车摔了一跤。真是乐极生悲，手掌和膝盖鲜血淋淋，痛得我龇牙咧嘴，大声喊叫起来。口袋里的上海手表，也摔出老远，孤零零地躺在公路上。我忍着疼痛走过去，捡起细看，崭新的手表却破了相，有机玻璃镜片上，添加了几道伤痕！一个明显的“Y”字刻在表面上，“Y”字中间正夹着上海两字。我握着受伤的上海手表，心比正在流血的伤口还疼！我赶紧举起手表，侧耳细听，谢天谢地，指针的走动声还是那么清脆！我扶着那辆快散架的自行车，一步一瘸进了百货商店。我花了5元多钱，买了一条黑色牛皮表带，请服务员帮我安装好，小心翼翼地戴到左手腕上，忍着伤痛，骑着自行车打道回家。尽管崭新的手表摔烂了，但我终于有了心爱的手表。回到县城，我请街上摆摊的修表师傅换了一块新表面，这块上海手表又焕发了青春！

过了两年，我省吃俭用，日积月累，为父亲买了一块东风牌手表，回报父亲大人。父亲馈赠的上海手表，一直陪在我身边；1985年我去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读书时，它更是形影不离。

1992年，工资增长了不少，我又买了块进口双狮手表。父亲见我没戴他赠的手表，就笑着问：“那块表呢？”我知道父亲的意思，回答说：“放在抽屉里。”

父亲说：“那是一头猪的钱啊，如果你不用了，那就给我戴！”

那上海手表样式好，质量更好，时间准，一个月只快两分钟。而那块东风表，显得笨重粗糙，几天就快5分钟，修表师傅拨慢后，不到一星期，它又慢了七八分钟。几次调整都没用，父亲急得毫无办法。父亲戴着我洗过油的上海手表，自豪地说：“钱是钱，货是货，老牌表过得硬！”

1997年元月，我父亲去世时，手上还戴着这块上海手表。我叔叔问：“这块表怎么办？”

我流着泪说：“父亲喜欢这块表，就让他戴走吧！”

那块上海手表，便永远伴随父亲去了……

但那块上海手表，却深深地刻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