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熙斌

我的故乡桂阳县太和镇，藏在一片丘陵的臂弯里。20世纪50年代，从太和到桂阳县城，是一条二十多公里长的砂石路，像一条被岁月磨得发白的旧绑腿，松松地系在山野之间。

丙午马年说马，那些诸如“一马当先”“马到成功”的成语自幼便萦绕耳畔，最鲜活的马影，始终是故乡到桂阳县城砂石路上马儿踏起的沙尘，混着副食的甜香与农资的土气。

马有它的典故，威风凛凛，是英雄的代名词。吕布的赤兔，关乎一场霸业的倏忽兴灭；刘备的的卢，一跃之间藏着天命流转的微光。可这些，都太远了，远得像史册里褪色的朱砂。画马的名家自古辈出。唐代曹霸笔下的御马曾令杜甫挥毫咏叹，韩干的《照夜白》将马的筋骨勾勒得栩栩如生；元代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融文人雅韵与骏马英姿，清代郎世宁以中西合璧之法绘就《百骏图》，笔墨间尽是异域风情与东方意境。而近现代的徐悲鸿，更是以奔马名震天下，他的《奔马图》在抗战岁月里化作民族觉醒的呐喊，笔墨酣畅如惊雷奔涌。嘉禾籍画家雷晓宁，笔下骏马更具神韵，其《信步》作为国礼赠予朝鲜，与周总理当年赠送的徐悲鸿《奔马》并列展于妙香山国宝馆。那腾空的姿态、飘逸的鬃毛，恰如故乡山水孕育的豪情，跨越山海传递情谊。这些画中马或雄健，或洒脱，或激昂，可在我眼中，都不及“黑风”那踏实的蹄印，印在故乡的土地上。于我，马的真身，凝固在故乡桂阳县太和镇，那段属于“高级社”的泛黄年月里。

“高级社”时期的故乡，物资匮乏却人情醇厚。村中那栋一厅两间的青砖瓦房，是爷爷用挑盐的脚力换来的家业——当年爷爷顶着烈日，踏着晨霜，从广东连州星子铺翻山越岭将盐贩到桂阳县城，日复一日的奔波换来了这处居所。这里后来成了全社的副食农资供应点，维系着乡民生计。驮马手老周、小周父子与“黑风”马，便在砂石路运输副食、农资。那时我在读幼儿园，父亲在九头关村的食堂当炊事员，每日为社员们烧制饭菜，母亲则在饲养场喂猪，双手总是沾满猪食的气味。幼小的我最盼着的，便是小周父子赶马归来的日子，不仅能看到“黑风”矫健的身影，还能向小周借他珍藏的连环画。

那马，在我童年的仰望里，高大得像一座移动的山丘。肌肉在油亮的皮毛下滚动，四蹄碗口般大，踏在地上，闷闷的，实实的。清晨，鸡鸣三遍，薄雾还像乳白色的纱，慵懒地缠着屋脊，老周父子便套好了马车。那只是一架简陋的板车，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它无异于一艘诺亚方舟。驮马手老周皮肤黝黑，双手布满老茧，他与“黑风”朝夕相伴，默契无间。每周三次，天不亮老周便备好鞍具，短促地喝一声：“驾！”他的声音干裂，“黑风”昂首嘶鸣，声震晨雾。砂石路崎岖不平，坑洼处积着雨水，“黑风”四蹄稳健，踏过碎石发出“哒哒”声响。老周牵着缰绳时而走在左侧，时而弯腰扶正车上的盐袋，时而挥手驱赶扑向马臀的蚊虫。他的吆喝声粗粝却温暖，在空旷的山野间回荡，如鼓点般坚定。小周年轻，性子爽朗，每次归来都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连环画。他卸下马鞍后，便会坐在供应点的门槛上。我凑过去拉拉他的衣角，小声说：“小周哥，借本书看。”他总会笑着摸摸我的头，从包里掏出一本递过来。我捧着连环画，蹲在“黑风”身旁，看着画里的英雄人物，听着“黑风”咀嚼草料的“沙沙”声，阳光透过屋檐的缝隙洒下来，落在书页上，也落在我的脸上，温暖而惬意。

回忆童年往事，我终于明白，呼唤我乡情的源头，便是那匹黑棕色的马——“黑风”，和它永无休止、沉默地跋涉。它将一个时代对温饱最质朴的渴望，驮在背上，拉在车中，踏在脚下。它不是一个隐喻，它就是生活本身笨重而坚韧的造型。如今，马与驮手皆已遁入时光的帷幕之后，连同那条砂石路一起，成了大地上一道渐渐平复的疤痕。可这道疤痕，却长在了我的心上，时时在雨夜，在某个与故乡有关的音节响起时，隐隐地发烫、悸动。

而我的乡愁，便是那甜与咸交织的滋味，是那尘土与汗水混合的气息，是那一声嘶鸣在岁月山谷中永不停歇的、孤独而温暖的回响。那匹马，它从未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在我生命的原野上，继续走着那条无尽的砂石路，蹄声嗒嗒，将我从一个漂泊的驿站，运送向下一个，而它背上所驮的，已不再是当年的货物，而是我全部的童年与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