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次:A03 作者:来源: 2025年02月08日
朱氏祠堂
□ 朱诗慧 何志军
1927年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遭遇挫折。陈毅作为起义军重要领导人之一,随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7年11月,朱德、陈毅率部进入湖南汝城,在此休整并开展革命活动。陈毅作为朱德的助手,是“朱范合作”“汝城会议”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之一,在汝城县卢阳镇、土桥镇、濠头乡等地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陈毅在汝城的革命活动
1927年,陈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书记,同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1927年10月7日,南昌起义余部抵达饶平茂芝,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朱德、陈毅考虑到汝城有良好的革命基础和地理位置,加上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该军驻汝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是朱德昔日学生,因而按照中央8月7日给南昌起义前委的指示,由汝城农军赖鉴冰、叶愈蕃、何跃生做向导,率部直赴汝城。
1927年11月18日至12月9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辗转至汝城,与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谈判合作、举行了“汝城会议”,扩充了起义军队伍,建立了统一战线,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为湘南暴动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确保起义的成功。
笔者收集史料,同时进行实地采访、考察,对陈毅在汝城开展革命活动留下的光辉足迹进行了探寻。
——策应“朱范合作”。“1927年11月18日,朱德带着作战参谋王清海、黄义书及从教导队中挑选出来的50多个身强体壮、机智灵活的青年学生兵,由汝城农军负责人叶愈蕃、何跃生等带队,从上堡出发向汝城开拔,与范石生谈判。”(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湘南暴动史要》第45页)“自朱德前往汝城谈判后,陈毅、王尔琢等人放心不下,遂派汝城农军赖鉴冰、朱国镜按照朱德所走过的路线跟进,两人来到濠头附近听说朱德遭到土匪袭击的消息,立即返回上堡报告陈毅。陈毅焦急万分。11月21日,陈毅率部从上堡出发入汝城境内牛子塘,后经黄家土、黄泥江到达濠头附近的埠头村。何其朗部闻风而逃,陈毅率部追击30余里,捕获少量俘虏,未得到朱德的消息,但知朱德没有遇害,只是暂时下落不明。”(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湘南暴动史要》第47、48页)11月22日,陈毅率部进入汝城土桥时,闻黄绍竑已进县城,朱德已转移资兴,遂率队到资兴与朱德会合。黄绍竑突袭范石生落空离开汝城后,朱德、陈毅率部进入汝城。“到达汝城后,部队以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番号活动,该团一部由朱德率领驻扎在城郊津江村朱氏宗祠,一部由陈毅率领驻扎在城郊锦堂村,陈毅住陈家陈土生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从工农革命运动到引发湘南起义》第51页)
朱德一行到达汝城县城后,受到范石生、曾曰唯及十六军的热烈欢迎,双方于当年11月20日至21日,先后在城郊津江储能小学(城郊中学旧址)及津江民居内举行了两天正式会谈。朱德提出政治上自主、组织上独立、军事上自由的谈判原则,范石生完全接受朱德的条件。
“当时朱德部只有七八百人,却按一个团的编制足额配备军需物资,装备有俄式重机枪两挺、手提轻机枪四挺、驳壳枪120余支、步枪500余支、补充了6万发子弹。”(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湘南暴动史要》第47页)在起义军生存艰难的情况下,获得了充足的补给,士气为之一振,队伍的情绪得到了稳定。
——隐蔽起义军队伍。朱范会谈后,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〇团,加以隐蔽。“朱德化名王楷(朱德字玉阶),名义任十六军总参议、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〇团团长。陈毅任一四〇团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团参谋长。”(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湘南暴动史要》第47页)
朱德率部驻扎在津江村朱氏宗庙,陈毅、王尔琢率部驻扎在锦堂陈氏家庙,起义军队伍以范石生部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的番号在汝城开展革命活动大为方便,同时使困境中的南昌起义余部争取到了难得的休整补充机会。
——军中组建党组织。朱德、陈毅秘密建立中共第十六军军委,陈毅任书记。除了南昌起义余部,还有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第三营改称第一四一团,张子清任团长;由汝城、宜章的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200余人经范石生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韦昌义介绍,与朱德、陈毅等取得了联系,改称为十六军特务营,原该团团长何举成任特务营营长。“为了统一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〇团、第一四一团、特务营三支武装力量的行动,朱德、陈毅秘密策划组建中共第十六军军委,陈毅任书记。”(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毅年谱》第101页)它的成立,为党组织建在连队上做了有益的探索,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再举湘南义旗、实现朱毛会师奠定了基础。
——组织“汝城会议”。为准备湘南暴动,朱德、陈毅于11月上旬在上堡安排赖鉴冰等送信给湘南、粤北各县党组织,约定在汝城举行各地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11月26日至28日,朱德、陈毅主持召开了湘南、粤北十余县市党的负责人会议(史称“汝城会议”),“各县与会者如约打扮成游客商贾到达汝城,陆续入住衡永会馆、津江朱氏祠堂、锦堂陈氏宗祠等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从工农革命运动到引发湘南起义》第54页、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湘南暴动史要》第49页)“汝城会议”为湘南起义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准备,使汝城成为湘南起义最早的策源地。
——在汝城扩军。汝城会议后,朱德、陈毅在汝城开展宣传发动、练兵扩军工作,在朱德、陈毅指导下,津江、锦堂、西垣等村先后办起了短训班及农民夜校,朱德、陈毅还亲自上课,号召穷人团结起来,打倒新军阀,打倒地主豪绅。官兵还深入农户访贫问苦。陈毅、王尔琢在锦堂“陈氏家庙”还接受了许多青年报名参军,连日来,农会负责人带领了数百名青年参军,经过挑选,有210多人正式加入这支革命队伍,起义军补充了新鲜血液,革命力量得到壮大和发展。同时朱德、陈毅还对部队进行整训。
——留下宝贵精神财富。12月9日,朱德、陈毅奉命率部南下驰援广州起义,临走的时候,汝城的乡亲们对他们依依不舍。朱德给津江留下一块“世界一家”的匾额,希望乡亲们团结坚强,砸烂旧世界。
陈毅给全体将士留下“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陈毅传》第30页)的名言,他经常教育同志们,在困难的时候不要悲观失望、要坚持战斗,失败是暂时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他的言行激励全体官兵充满信心、英勇奋战;陈毅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党忠诚的品质,他的英雄情结激励着全体将士,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德、陈毅部在津江、锦堂驻扎了20多天,他们的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战略意义,朱德、陈毅在南昌起义后,率余部到达汝城等地,与范石生合作,解决了部队的军需给养问题,稳定了军心,保存和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召开“汝城会议”,制定了革命军打先锋的农军起义计划,同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政治上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不断扩大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军事上积极组织力量,夺取武器,发展壮大武装队伍,开展以武还武的斗争;组织上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在暴动成功的地方,迅速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这次“朱范会谈”“汝城会议”“汝城扩军”不仅为湘南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井冈山会师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和组织支持。正如军事教育家何长工所说:“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没有井冈山会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从工农革命运动到引发湘南起义》第52页)
陈毅革命活动旧址锦堂“陈氏家庙”的保护
“陈氏家庙”位于汝城县卢阳镇锦堂村(太阳城南面),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后经多次修缮扩建,同治壬申年(1872)建成为气势恢宏的汝城陈氏总祠。该祠也是见证策划湘南起义的“汝城会议”的旧址群之一,锦堂“陈氏家庙”是“汝城会议”参会人员的住所,是陈毅在汝城开展革命活动的指挥所,是进一步挖掘陈毅在汝城的革命活动的实物载体。
目前,锦堂“陈氏家庙”已经破损,笔者呼吁社会各界重视锦堂“陈氏家庙”的保护与利用,并以此为实物载体,进一步收集整理陈毅在汝城的革命活动资料,挖掘“湘南起义”“汝城会议”内容的红色文化。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要求,扎实开展“文物四普”工作,做到“应查尽查、应保尽保”。对新发现的陈毅元帅革命活动旧址(锦堂“陈氏家庙”),作为古建筑及革命文物,要用心用情加以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财富;修复好陈毅元帅革命活动旧址(锦堂“陈氏家庙”),更好地打造汝城县“千年古县”“历史文化名城”“古祠堂之乡”“红色景区”旅游品牌;保留修复好这座见证“湘南起义酝酿、谋划阶段”旧址的古祠堂,突出“汝城会议”的历史地位,更好地打造宜学宜游的红色历史景点,更好地与理学历史文化名城融为一体,对汝城县打造成以“红色文化”为引领的“五色”精品旅游特色具有重要意义,突出红色文化融入传统文化,让红色资源绽放出时代光芒。
陈毅在汝城革命活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陈毅在汝城的革命活动,给南昌起义军余部在艰难困苦中带来转机,不仅为湘南起义的爆发和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更为汝城乃至整个粤北、湘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陈毅以其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广大官兵、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在朱德和他的带领下,举行了“汝城会议”,坚持了毛泽东提出的《湘南运动大纲》战略思想,汝城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建立了多个苏维埃政府。他们在汝城的革命活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有益的探索,通过他们对《湘南运动大纲》战略思想的实践,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党支部建在连队、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一战略思想不仅为湘南起义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后来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