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兴

郴州古称桂阳郡，毗邻岭南，素有“楚粤孔道”之称，其南岭枢纽的地理格局，使其成为中原文明与岭南文化碰撞交流的前沿，在岭南的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自西汉设立桂阳郡以来，郴州与广东便形成山水相依、人文相亲的地缘纽带。东汉时期，中原王朝通过实施异地任职制度，将郴州与广东纳入全国统一的治理体系，两地官员的双向流动成为政治整合、军事协防、经济互补、文化互鉴的核心动力。这种跨区域的治理实践，不仅推动了郴粤两地的历史进程，也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孕育出独特的融合模式。

去年以来，本人认真研读了《郴州历代方志集成》和同治修订版《广东通志》中秩官志、选举志、武备志、人物志和沿革志、疆域志等，按现行管理区划（广东含海南、郴州置桂阳郡时叙述官员事迹提及耒阳、蓝山），收录了郴粤两地官员自汉至清异地任职知县（县丞）以上者469人，其中郴州赴广东任职者305人，广东赴郴州任职者164人，并进行了分析整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编写地方志虽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东汉光武帝还曾下诏编纂《南阳风俗传》，但并未在全国普遍形成编纂地方志的制度，直到北宋大观元年（1107）才设置“九域图志局”，主管全国区域志的编修。现存一些地方志编辑的宋代以前的官宦志，均为从文献古籍和金石、碑刻、考古等资料中补充进来的。其实在全国各地普遍编纂方志始于明代，郴州首部地方总志也是在明万历年间编纂而成的，记载官员任职情况也主要是明、清两代。即便到明清时期，大部分官员记载也十分简单，绝大部分无籍贯、学历、任职时间，更无事迹记载。因此，郴粤两地异地任职官员数量和主要事迹远不止这些。即便如此，从已收录的两地官员异地任职资料，也可“窥一斑而见全豹”。“郴官治粤”“粤官治郴”双向流动，打破南岭的天然阻隔，防止地方利益固化，使楚地的诗书传统与粤地的开放精神得以交融，还相互带去了先进的治理经验、文化知识和实用技术，促进了两地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

先秦时期，岭南为百越（粤）部落的生息之地，郴州则属楚地苍梧郡，是越人与楚人杂处之地。资兴东江湖淹没前战国墓葬考古发现，既有楚式青铜器，又有百越印制陶器，印证了战国时郴州便有“楚风粤韵”的早期杂糅。此时两地虽未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但因南岭南北的气候差异，北麓适宜稻作，南麓利于渔猎，形成原始的物资交换，为后来两地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天然基础。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废诸侯，置郡县，是年在长沙郡南设郴县。岭南百越地区因五岭阻隔，尚未纳入中原王朝版图，郴县成为王朝控制岭南的前哨，属南域边陲重镇。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派50万大军征服百越，设南海、桂林、象郡。南海郡治番禺，辖今广东大部。

汉高祖五年（前202）从长沙郡南析置桂阳郡，郡治郴县，辖郴县、临武、便县（今永兴）、耒阳、南平（今蓝山）等五县。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中原王期为加强对岭南的管控和开发，将桂阳郡向东南扩充，增置阳山、阴山（今攸县境内）、桂阳（今连州）、含洭（今清远市）、浈阳（今英德市）、曲江等六县，辖区含今湘东南、粤北、桂东北部分地区，覆盖湘江、珠江大部分区域，南部直接与南海郡相邻，形成“一郡跨三省”的特殊格局，是郴州建制以来辖区面积最宽广的时期。桂阳郡以骑田岭为界，成为南部珠江、北部湘江的分水岭和发源地。北麓的郴江、舂陵江流域是汉军粮草转运“湘粤（桂）走廊”的核心段，南麓的武江、浈江流域是岭南防御的前沿。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西汉王朝在荆州和交趾分别设立刺史部，岭南首次成为中央监察地方的13个一级行政区划之一，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岭南的监管。此时的桂阳郡和南海郡虽属两个行政区划，但桂阳郡区划仍纵贯湘粤两省，形成“北接中原、南连沿海”的发展轴线。

东汉初年，在秦时监御史史禄开凿灵渠，连结湘江、漓江，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基础上，时任桂阳郡太守卫飒、周憬，大司农郑弘先后开凿秦始皇“新道”（军道、骡马古道）、疏浚溱湟水道、修筑桂阳峤道等，列亭传，置邮驿，设堠站（瞭望台），进一步加快了汉王朝军事重镇间联结的速度，缩短了距离，促进了中原与岭南的物资和人员交流，也为郴粤两地官员异地任职提供了交通条件和经济基础。

东汉时期，中央王朝推行“三互法”，这是我国古代首个成文的官员异地任职回避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对官员实行婚姻、籍贯、地域三重回避，旨在限制地方官员与地方势力的利益勾连，强化中央集权，遏制地方割据。这一制度的实施为推动官员异地任职提供了政治基础。虽然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对促进当时当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4年郴州城区出土的西汉“龙川（今河源）长印”和东汉“浈阳（今英德）丞印”两枚古印，墓主均为桂阳郡人，是岭南地区罕见的县级佐官实物，印证了汉代“异地任职”制度的真实性。

东汉郴州人唐珍在任朝廷司空时，奏请岭南沿海“立堠戍，防夷寇”，为南海郡的军事防御和水利建设建言献策。

东汉桂阳郡耒阳人谷永，建宁间署郁林太守，招抚乌浒人十万之众，赐衣以御寒，开置七县，教民礼仪、法度，风俗渐变。导以农耕之术，弃刀耕火种，田获丰稔。率工匠教民筑舍，民得安居。率吏在贵港城东凿井，以惠百姓，民呼“谷公井”。

东汉南海郡人郭苍任桂阳郡太守，面对楚粤杂居的群族矛盾，首创“双轨治理”模式：汉人居住区执行汉律，百越居住区保留“峒长议事制”，同时选拔两地青年组成“飞虎军”，既增强了边防，又促进了通婚，使桂阳郡数十年无族群之争。

东汉永魏朝郴州人邹鲁任广兴郡（今曲江县）太守时，面对“岭南初辟，民不知耕”的局面，从郴州招募农夫，引入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使曲江一带岁岁丰年。

三国归吴后，桂阳郡与南海郡同属荆州，虽分治南北，却共享东吴“保境安民”的战略庇护。

东吴甘露元年（265），析桂阳郡南部置始兴郡，标志着桂阳郡（前202年设置）管辖了467年后，粤北和湘南首次在行政区划上实行分治，但仍属荆州辖地。这种调整并非割裂，而是强化了两地的分工协作：桂阳郡成为湘粤古道的北起点，负责中原物资的集散；始兴郡作为南枢纽，掌控岭南的门户，两郡共同支撑起东吴对岭南的统治。

始兴郡从东吴甘露元年（265）设置，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开皇九年（589）废除，共324年，其归属除西晋太康元年（280）至永嘉元年（307）短暂27年属广州外，绝大部分时间归“两湖”地区（荆州、湘州、潭州）管辖。

桂阳郡自汉高祖五年（前202）设置，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存续时间809年，虽管辖区域不断变化，始终属两湖地盘，其郡治除王莽称帝时短暂迁移耒阳外，一直在郴州城区。

桂阳郡和始兴郡及稍后设置的韶州，虽行政区划及归属屡经变化，但始终因“地脉相连，商路相通”，两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互为倚重，也为官员互任奠定了基础。

桂阳郡耒阳人谷朗，东汉吴永安年间任广州督军校尉，捍卫边疆，抗击外族，保境安民。时交趾郡吏吕兴背叛吴国，谷朗率兵经番禺、牂牁，进军交趾，讨伐吕兴，交趾降服，九真、日南归顺。平乱后，谷朗迁九真太守，维护了吴国南疆的稳定。

西晋大兴元年（318）桂阳郡耒阳人罗含累官至长沙相，初任湘州始兴郡从事，传授儒道之礼，士民德之，将其居住过的栖霞楼，改名罗公洲，至今犹存。应阳江县令杨方之约，至阳江讲学，传授儒家文化，还到罗琴山抚琴，至今仍有与罗含相关的寺祠与村名。

南朝郴州人廖冲任桂阳郡主簿时，见始兴一带“俗信巫鬼，不事诗书”，便督促当地设学宫，亲授儒道礼仪，开粤北官学先河。晚年隐居连州静福山，创立道教清虚观，融合楚粤巫傩文化和中原道教，形成独特的“湘南道教”流派。

陈朝始兴郡人侯安都，因平定侯景之乱，诛灭王僧辩，平定萧勃、王琳等有功，被封为桂阳郡公。长子侯敦，曾任员外散骑侍郎，因坠马身亡，追谥为桂阳国愍世子。

唐宋时期，由于岭南尤其是广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区划不断调整，地位日益凸显，成为全国10道和15路省级建制之一，治所均在广州。

郴州则维持在州、郡、军建制不变，与粤北韶州平级，但辖区规模逐渐缩小。

隋开皇九年（589），合桂阳、平阳、卢阳三郡为郴州，属潭州总管府；同年废始兴郡置韶州，属广州总管府。

唐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将全国划为10道，韶州属岭南道，郴州属江南道，后属江南西道。

北宋时期，韶州建置基本延续唐代，属广南东路；郴州则在乾德元年（963）置郴州军，隶属荆湖南路。

因桂阳为全国三大钱币铸造地之一，同年设桂阳监，成为荆湖南路一个特殊行政区划；至南宋绍兴三年（1133）置桂阳军，归属荆湖南路，实行郴、桂分治，郴州区域减少。

南宋时期，宋王朝偏安一隅，岭南成了抵抗元兵的后方基地，地位更加重要，郴州成了两军争夺的前沿阵地。

需要说明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贞明三年（917），刘䶮在岭南称帝，建南汉国。南汉乾和九年（951）刘晟趁南唐灭楚后的混乱局势，出兵攻取了郴州，至北宋开宝四年（971）被潘美等率宋军击败，南汉占领郴州约20年。

唐宋时期，广州的地位大幅提升。北宋开宝四年（971）广州设立市舶司，这是我国首个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和对外开放的窗口。

郴州与广州已不再是隶属地区，辖区规模和层级也大不相同，但郴州毗邻粤北，是岭南沿海通往内地的“咽喉要冲”的地理位置始终没有变化，两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交流融合从没有中断，两地异地任职官员也逐渐增多。

同时因岭南地处我国南疆边陲，远离朝廷，地广人稀，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开发滞后，唐宋时期还是官员的“贬谪”之地。

唐代郴州进士孟琯，元和间署南海司马、梧州司户等职，著《岭南异物志》一卷，《南海异事》五卷，是我国较早系统记录岭南地区动植物和风土人情的著作，是中原人了解岭南的重要文献。

唐代郴州进士刘瞻，咸通间署中书门下同平章事（宰相），因上疏同昌公主薨事，贬岭南骧州（今越南北部）司户参军，再贬康州（今德庆县）刺史。传诗书礼仪，兴文教之风。为人廉约，家无留储，无第舍。属下献馈不及门，行己终始完洁，为岭南官员带来一股清廉之风。

广东曲江人张九章（宰相张九龄弟），玄宗开元年间署郴州长史，据传在郴城主持修建粤式骑楼，是郴州出现最早的岭南墟市。

五代十国时，郴州有一段时间为割据政权南汉所占。广东四会人陆光图署郴州刺史，至郴恤穷民，招辑兵事，郴境赖以安谧。及宋师取郴州，与大将暨彦赟力战，败绩被执，抗骂不屈，杀之。

至宋朝，郴粤两地官员异地互任人数增多，职位提升。

汝城进士邵晔，景德三年（1006）署交趾安抚国信使，时交趾内讧，故王黎桓死，其子龙廷、明护各拥兵相攻。晔至，遣书黎氏兄弟，谕以朝廷威德，明护等顺服，立即罢兵。祥符四年（1011）署广州知府，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晔疏浚河涌，改建港口，凿内濠通海，飓不能害，外船得以安稳停泊。广州纪念古代名宦之惠爱坊，邵晔名列其上。

桂阳监进士黄照邻，祥符间署广东循州（今惠州、河源一带）知州。设立“瑶学”，为瑶族子弟提供教育，缓和与少数民族间矛盾。安仁人韩京，绍兴年间因军功授广东观察使兼循州知府，后升中亮大夫，军都统制。署循州知府时，邑里萧条，百废俱兴。韩轻徭薄赋，抚慰百姓。与军民一道扫瓦砾，立城郭，筑亭堡，建公馆，修民房。任职十年，循人安居乐业。邑人甚感其德，建韩侯祠，绘像设立，常年祭祀。

汝城举人何文翔，宝庆间署广东潮州刺史，将湘南“曲辕犁”制作技术传授于潮州，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组织郴、潮两地工匠在采矿、冶铁、制瓷等方面的技术交流，推动了两州手工业发展。

桂东人钟震，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部将，奉朝廷命令率茶陵州贺、尹二姓民众，前往督府支援朝廷勤王。钟震冲锋在前，身冒箭石，奋勇杀敌，所至，敌纷纷溃败。听闻崖山战役失败的消息后，投海殉国。

宜章人李金，南宋农民起义领袖，乾道间在宜章等地聚众数万，连破广东韶州、连州、南雄州、德庆府、肇庆府和广西贺州，威震两广，后遭统治者镇压失败。

广东连州人李廷珙，北宋乾德年间署郴州指挥使，持节郴州刺史，升广西总管招讨使。署郴时，向宋太祖献平南汉之策，单枪匹马至南汉军营招降，使南汉兵一哄而出归降。

广东乐昌进士萧雄，崇宁间署郴州知州。扩建州学，允许粤北子弟可赴郴参加科举，使始兴、曲江等地考生得以通过湘南考场进入仕途。

番禺进士曾槐，淳熙间署桂阳监知军，当地铅锌矿丰富，引入潮州高炉冶炼技术，建立桂阳监官营矿场，所产矿物（铅钱）经官府审查后流通岭南及附近地区，郴州自此成为宋代的“钱袋子”。

广东保昌人冯常明，宝祐间辟荐永兴知县。推广试种广东“占城稻”早熟耐旱良种，“岁收倍于往年”，提高旱季高岸田产量。

值得一提的是，唐宋时期一批文化名人兼官员被贬岭南，途经或滞留郴州时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对促进两地文化传播、教育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开元二十六年（738）贬谪岭南，经郴州小憩数日，创作了4首与郴州相关的诗词。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元和十年（815）被贬连州刺史，因病滞留郴州，与郴州刺史杨於陵私交甚笃，相聚甚欢，留下不少诗作，有学者提出千古名篇《陋室铭》，也是他在郴州养病期间所作。刘禹锡重视教育，推动科举，使连州成为唐代广东出进士最多（12人）的地方，有“科第甲通省”的美誉，对相邻郴州的科举考试产生了极大影响。

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贞元十九年（803）贬为广东阳山令，元和十四年（819）再贬为广东潮州刺史，均开创不俗佳绩。韩愈与郴州因缘极深，曾五次滞留郴州，留下很多名篇和佳话，对郴州文化、教育、地方治理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著名婉约派词人秦观，元符元年（1098）削秩郴州，继编管横州，后又迁徙雷州。在郴州滞留时，秦观写下《踏莎行·郴州旅舍》等名作。随着他的贬谪经历传播到广东等地，对当地文学氛围产生了一定影响。后世将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词、苏轼跋、米芾书刻在郴州苏仙岭“三绝碑”上，成了郴州地标性文化名片。

另外与郴州相邻的道县人、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也值得一提。周敦颐曾任郴县令【庆历六年（1046）】、汝城县令【皇祐二年（1050）】、郴州知军【熙宁元年（1068）】，在郴任职十余年，升为朝廷虞部郎中后，调任广东提点刑狱从事，主管司法、刑狱、监察、治安等政事。任职郴州和广东期间，对促进两地的文化教育、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学术成就、思想体系和清正廉洁的品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代广东省境分属江西行省广东道和湖广行省海北海南道。江西行省辖7路8州，占今广东大部；湖广行省辖5路3军1安抚司，占今广东西南和广西部分地区。郴州分郴州路和桂阳路，郴州路辖6县，归属湖广行省湖南道，桂阳路领3县2州，归属湖广行省湖南道宣慰司。

元代实行民族等级制，将全国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享有多种特权。

在选任官员时，中央内外长官如枢密院、中书省、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等重要职务主要由蒙古贵族充任，副职则尽先用色目人，汉人只能充任中下级官员或属吏。在地方路、府、州、县最高监治长官（达鲁花赤）由蒙古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和南人（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地位最低，除个别能力超群者外只能担任中下等官吏。

元朝科举考试也分左、右榜，蒙古人、色目人属右榜，汉人、南人属于左榜。科考内容、难度与录取名额也不同，殿试时，蒙古人、色目人要求500字以上，汉人、南人则要求1000字以上；会试时，左、右榜各取25人，但因蒙古人、色目人参考人数远少于汉人、南人，其实对汉人、南人极为不利。

另外，元代从1271年建国至1368年灭亡，国祚不足百年，在官员任职上来不及细致研究，加之郴州和广东大部地区分属两省，元代两地异地任职者相对较少。

元代兴宁进士曹一鉴，大德间任湖广行省梧州知州，见当地多丘陵，便仿湘南梯田形制，修建多级石砌田埂，引郴州的竹筒灌溉法，使旱坡变良田，梧州粮食产量连年丰收。

汝城人邓淑和，延祐间任清远州主簿，针对“湘粤盐引之争”，奏请广东道设立“湘粤盐运司”，统一调配两地盐务，解决长期以来的跨区域盐务冲突。

广东南海人霍仲仁，大德年间署郴州路儒学教授，协助总管修订“郴粤通关文牒”，规范湘粤古道两地人员、货物往来，减少不必要的阻碍和麻烦，促进了两地的交流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