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秉安

一、湘军起源的说法

众所周知，清代末期的湘军，无论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还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都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支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的军队，高潮时期高达数十万人。如此滚滚洪流，最初的源头在哪里？对此，历史上有几种说法。

起源于湘乡李续宾说

清代湘乡（双峰）人彭洋中在咸丰八年撰写的《湘勇原流记》认为湘军起源于李续宾的团练。书中记载：“李续宾练团最早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是时，湘、邵边界盗贼横行……李续宾之父李正廷欲立团练于湘、邵边界。命其第四子李续宾，启禀湘乡、邵阳两县令，而两县令皆有难色。次年夏天，经李续宾往返湘邵两县十余次，事乃成。”

所云“事乃成”，疑为李续宾说动了湘乡县令朱孙贻成立湘乡勇。时为1839年夏。

起源于湘乡罗泽南说

此说法主要来源于湘军统帅曾国藩本人，他非常赞赏罗泽南在创立湘军中的功绩，在给李续宾写的神道碑中有言：“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指李续宾）也。”

照说，出于湘军统帅曾国藩之口，应为“盖棺之论”。但不少历史学者并不认同。罗泽南当时只是芭蕉山下的一个私塾教师，收了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等后来的湘军悍将为徒而已。在其收弟子（1847年）之前，李续宾等已经有了在湘乡办团练的行动（1839年夏）。老师罗泽南为弟子办团练作些指点或许有之，但把湘乡勇的创立说成是罗泽南的功绩，就有点“脱离实际”了。当然，古人评功，常循“师大于弟子”之规。曾国藩可能是循规而言吧。

起于湘乡县令朱孙贻说

《清史稿·列传》中有言：“朱孙贻提倡团练，振兴人材，实为湘军肇基”。“肇基”一词，言意甚广，而依据未详。其根据或见网上文章。

网文《此人是湘军奠基人……》认为，朱孙贻才是湘军雏形的建设者。

“在罗泽南之前，湖南官员朱孙贻组织了湘乡县的第一支成气候的团练，并推动这支队伍向地方统一武装转变。”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湘军的前身湘乡勇已经在朱孙贻的组织下壮大，并分成了左、中、右三个营，由王錱、罗泽南和康景晖负责领导。湘军初创阶段，朱孙贻的团练队伍已经是湘军公司雏形的一部分。”

此篇网文高度赞赏朱孙贻创立湘军的功劳，不足的是缺乏史籍的支撑。

以上三种说法都认为湘军起源在曾国藩的故乡湘乡。但也有史家通过考证，认为湘军应起源于新宁县江忠源的“楚勇”。

起于新宁县江忠源“楚勇”说

在此之前，即在湘乡练勇之前，实际上湖南各地为了维护治安，已经先后办起了多个团练，而非湘乡一家。

执“楚勇”说者如顾则徐先生在《齐鲁晚报》上撰文言：“江忠源是湖南新宁县举人，早在1847年起，就已经组织团练镇压雷再浩、李沅发、赵金龙等叛乱。”

他的依据是：史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瑶民雷再浩以青莲教名义在崀山起义，官军不敌。知县李博、举人江忠源“在各村整饬团练以备剿捕”，得民团兵数千人。此是“楚勇”团练的最初成立。

故有人认为：“如果说曾国藩是湘军的头号缔造者、军制的制定人和最终把湘军带向巅峰的出色统帅的话，江忠源则是湘军创建的最初奠基人和先行者，湘军真正的鼻祖！”

湘军究竟最早起源于谁？

客观地说，如果把湘军比之于一条大河的话，各地的团练武装，只能说是散落在各地的山溪，大河乃山溪之汇聚。只有当1853年（咸丰三年）曾国藩受命办团练，把各地团练召集到衡阳来，才能说真正的湘军出现。

问题是，最早的山溪又是哪一条呢？如果要论及“山溪”的早晚，我们只能以各地办团练（有史书记载）的时间来界定了。

如前所述，如果咸丰八年民间史籍彭洋中的《湘勇原流记》所述为实，则李续宾、罗泽南、朱孙贻建立的“湘乡勇”应在道光十八年（1838），早于新宁江忠源建立“楚勇”的时间道光二十七年（1847）。

那么，有没有更早于李续宾等创办的“湘乡勇”？

有的。据我最近的考证，那就是由桂阳州泗洲寨陈廷翰、陈高飞创建，后由陈士杰领导改造的桂阳“广武军”。

二、为什么说桂阳泗洲寨“广武军”是湘军起源最早的一支

桂阳的泗洲寨（今泗洲村）扼守新田、宁远、蓝山等瑶族聚居地通向汉族区的通道口。自古为桂北防瑶重镇。村以“寨”名，可见其军事意义上的重要。

时至清末，政府对各地的控制力减弱，各边缘地段的反抗力量趁机而起。桂阳县附近的瑶民乃至粤西天地会等民间组织十分活跃，不断骚扰桂北及泗洲寨等地。官府既然无力保护百姓平安，百姓就只能自己行动，成立团练“自保”。

据《桂阳直隶州志》记载：道光十一年（1831）冬，永州瑶民相聚叛乱。 道光十二年（1832）春，桂阳茶料瑶民叛乱。史载，泗洲村人陈廷翰、陈高飞组团练以应对。时间在1832年春。

“茶料聚四五百人出劫，遂出常宁罗家桥，州北（主要指桂阳州北的泗洲）村民争出御之。州人（实指泗洲村人）陈廷翰、陈高飞等倡练丁壮自卫其里。”

团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民间武装组织。“入团”是当地农民的义务，即为了当地治安，选拔青壮，依田亩出丁。有事为兵，无事则农，不由政府供养。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有了一支保护地方治安的武装，又为朝廷节约了一笔经费开支。民间出于自身考虑，也乐于供养支持。一贯警惕“汉人有军”的清政府，出于无奈，也不能不应允。

所以，至迟在道光十一年（1831），在桂北的泗洲寨村，就存在一支由陈廷翰、陈高飞等人创建的农民治安武装。

这支泗洲寨的农民治安武装，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在抗击瑶民暴乱中屡获胜利。名声大振。《湘军志》记载：“湖南民团，平江、湘阴、桂阳州，列县无与为比。”湘军名将王珍盛赞桂阳团丁“勇敢冠列县”。

《桂阳直隶州志》又载：“咸丰二年（1852）春，桂阳北乡乱民在小洞起事。陈士杰以计促陈高飞等击之，胜。”

这里所述是1852年七品小京官户部主事陈士杰，因父亲去世返回故乡泗洲寨丁忧。在陈士杰的领导和改造下（团练首领陈高飞系陈士杰堂兄），这支农民治安武装更为正规和壮大。陈士杰又依靠自己的威望，将桂阳州南北各乡团练统一汇聚起来，取名“广武军”。

1853年（咸丰三年），曾国藩接圣命，在衡阳召集各地团练，邀学生陈士杰入幕，佐理粮台，“广武军”主力于是去到衡阳，同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李续宾的湘乡勇等一起，汇入曾国藩统帅的湘军，成为组成大河的一部分。

三、湘军（“广武军”）壮烈的终音

后来的“广武军”，一直战斗在湘军的最前沿。其部后来随左宗棠征讨浙江、平定新疆，勇战俄国侵略者，功勋至伟。尤其是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国家兵员缺乏，时任山东巡抚的广武军创始人陈士杰接圣命重组“广武军”。

重建“广武军”缺乏经费，在陈士杰的发动下，桂阳南乡汪德田父子及各地姻亲士绅慷慨解囊支助，终于建成一支4000余人的军队。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日本侵略者趁势分两路进犯辽东。在神京危急之际，以桂阳男儿为主体的“广武军”奉调开赴辽东战场作最后一拼，终因技不如人，1895年春在盖平与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史学大家王闿运后向陈士杰赞扬此举为“孤垒捍神京”，可见其悲壮惨烈。

湘军的最后力量“广武军”的消亡，也标志着40年来，如长江大河纵横中华大地的湘军，从此画上了句号。

综上所述，湘军的起源，应是包括“楚勇”“湘乡勇”“广武军”……各路地方团练汇聚的结果。汇聚的山溪有大有小，有早有迟。但从时间上考证，且真正见载于正史（如《桂阳直隶州志》）的，最早者应当是发源于桂阳泗洲寨的“广武军”。

所谓“起也广武军，没也广武军”，历史竟然如此巧合，岂不让人拊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