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垂辉
《山道弯弯》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1981年，《芙蓉》杂志第一期刊发的中篇小说《山道弯弯》，通过农村妇女金竹在遭遇贫困和不幸后苦苦抗争的故事，以身边小事和家庭内部的情感纠葛，探寻人物内心深处的道德观念，歌颂了金竹、二猛等普通劳动者的纯洁心灵和崇高品德，鞭挞了时刻拨弄个人小算盘的秃二叔和满脑铜臭气的“凤月”等阴暗的封建疤痕。
小说受到全国广大读者的交口称赞，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众多报刊发表评论文章，《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分别转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收入《一九八一年中篇小说选》，获评全国1981～1982年优秀中篇小说。北京、上海、长春、珠江、峨眉等上十家电影制片厂纷纷准备改编拍摄电影，西安电影制片厂抢先一步，邀请作者改编电影剧本。江苏、湖南两家广播电台在小说连播节目播出；甘肃、上海两家电视台改编为电视剧；江苏电台改编为广播剧，中央台和上海、浙江、安徽等18个省市电台作了演播；有好些剧团改编为地方戏，有六家出版社出版连环画，作者收到了几百封来自27个省市的读者来信。
作者谭谈，原名谭达成，湖南涟源市人，1944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1959年初中二年级辍学，被招进了涟源县炼铁厂做翻砂工，1960年炼铁厂停产下马，转到金竹山煤矿当工人。1961年参军入伍，来到了南海之滨，连队营区在一个紧靠大海的渔村，当时部队为减轻国家负担，开展大生产，围垦海滩，播种稻谷。
连队的阅览室，有许多书籍、报刊，都是农村难得见到的，谭谈成了阅览室常客，着魔似的迷上了书本、文学。连队指导员发现谭谈爱读书看报，便推荐他为连队的墙报委员，负责编写连队的黑板报和墙报，给他每星期安排了一天时间出报。
连队有位武汉入伍的王姓战友，经常利用假日到海边滩地捡拾牛粪、狗粪，为连队大生产积肥。他以《假日里的忙人》为标题写了篇短文登在黑板报上。团里的宣传股长下连队检查工作，看了黑板报上这篇新闻小故事，觉得不错，抄录下来推荐给驻地的党报，没过几天，《汕头日报》二版上方的一角刊登了这篇短文，只是标题改成了《克勤克俭的小王》。
那天傍晚，大家从工地收工回来，连队文书拿着一张报纸朝大家边跑边喊：“谭达成，你的名字上报了！”他接过报纸，看到了报纸第二版上端的角上署有自己名字的豆腐块文章，一下子蒙了，自己没有向报社投稿呀，怎么登到了报纸上呢？这时，连队接到了团宣传股长打来的电话，告诉连长和指导员，那篇文章见报了。他终于明白，原来是团宣传股长抄荐给报社的。
这是连队第一次上报，连长、指导员都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全连集合总结工作，指导员亲自朗读了这篇新闻小故事，连长也把他好好地表扬了一番。
就是这篇豆腐块文章，把谭谈带上了新闻写作、文学创作的道路。他说，当初，自己连什么叫小说、什么叫散文都还弄不明白，竟疯狂地学着写起小说、散文来。那时，连队训练、生产都十分紧张繁忙，他把洗衣服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写作上，衣领上的油污要用削铅笔的小刀刮掉一层，不然，下水擦肥皂都抹不出泡泡。而写的稿子却一次次寄到编辑部打个转，又回来了。他不气馁，反而犟劲更大了，别人能行，就不信自己不行。三年后，《汕头日报》的副刊“韩江水”发表了他写的散文《理发室里》。1965年，他先后在《解放军文艺》《收获》《人民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儿童文学》等报刊发表了9篇小说、散文，《解放军文艺》当时正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征文活动，分配每个军每年要上一篇征文稿，而谭谈这一年就上了两篇小说，为此，部队给他记了三等功。
1966年，全国的文艺刊物都停刊了，报纸大都是转载新华社电讯稿。
金竹原型综合了四个女子
1968年，谭谈复员回到金竹山煤矿，先后做过电焊工、《涟邵矿工报》记者、涟邵矿务局宣传干事。1971年后，湖南的文艺刊物和报纸副刊开始复苏，停笔多年的谭谈犟劲爆发，业余时间一心扑在了文学创作上，他写的讴歌火热生活、气息浓厚的小说散文频频刊登在《湖南日报》《工农兵文艺》《湘江文艺》等报刊杂志上。1978年，他被选调至工人日报社驻湖南记者站任记者；同年，又被湖南日报社选调做报纸副刊编辑。
谭谈在煤矿工作十余年，熟悉矿上的生活，熟悉矿上各色各样的人，熟悉矿山丰富多彩的生活。离开了矿山之后，脑海里还时常浮现煤矿的事与人，他切实感觉到，生活的大地是富有的，而在文学创作上要有所突破和创新，必须努力在生活的矿井里掘进，凭毅力和眼力透过厚厚的泥层找到能放射灿烂光彩的矿石。谭谈经过一番苦心思索，谋篇布局，一周时间写就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山道弯弯》，其中主角金竹就是集中了自己十分熟悉的四个女子的美丽心灵和感人事迹。
谭谈小说写得顺利，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也很顺利，电影厂的拍摄计划也迅捷启动，创刊于1980年的《芙蓉》杂志是双月刊，1981年第一期《芙蓉》杂志是2月出刊，当年9月间，《山道弯弯》摄制组便来到了郴州采景，经过多日的巡看比较，郴县坳上公社水头大队肖家生产队成为《山道弯弯》电影外景主拍摄地。电影上映后，我还特地到这个拍名著的地方赏景。
为《山道弯弯》拍摄地正名
十多年前，我曾想为《山道弯弯》《芙蓉镇》这两部同期问世的名著电影外景地选择逸事写点文字，可一直没有进入状态，这两年进入状态了，还是下笔艰难，比如，《山道弯弯》在郴州拍电影的事，没有具体接触，脑海中空荡荡的，翻地区志、县志没找到半点文字记载；点百度，却是荒唐的回答：1982年版《山道弯弯》电影拍摄地点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其中一些场景拍摄于杭州市区的吴山广场、灵隐寺和西湖等地。另外，电影中的一些场景也拍摄于浙江省周边的一些乡村和山区。
我算个老宣传，心想，按常理在坳上拍电影的事，当时郴县县委宣传部应该有人参与接待，于是求朋拜友好不容易联系上了当时在郴县县委宣传部工作过的六七位同志，有的说得很肯定，是某某，部里安排的，而与某某联系，他就说没有参加过接待；有的对坳上拍电影的事有印象，但记不起是哪个参加了接待；还有的对在坳上拍电影一点印象也没有。
我不甘心，又继续云搜索。有一次，忽然蹦出一个《巧剪妙裁河山新——山道弯弯摄制组采景记》的标题，却看不到文章的内容。通过求助晚辈，下载了刊发这篇文章的杂志页面；这本杂志名曰《电影评介》，创办于1979年，由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主管，期刊号为CN 52—1014；文章刊发在1982年2月，千余字。从文章看，作者邓廷不是摄制组成员。
文章写到了摄制组来郴采景的时间是仲秋，人员有导演、摄影师、美工师、制片主任等，一连几天采景组巡看了苏仙岭、喻家寨、下虎岭等地，不畏天气炎热，不惧山高路远，看到秀美的景致时个个兴奋不已，看到不如意的景观时虽然遗憾但不后悔。
在巡看喻家寨时，小车到了山脚下，公路截断了，领路的小伙子考虑到导演、摄影师都是年近花甲的老人，到山寨还要爬一段很长的山路，再说景致也不一定理想，就劝他们算了。而老导演郭阳庭却坚持要去。他说：“还是上去看看好，看看心里才有数。”大家沿着山路攀登，一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终于登上了寨顶。整个山寨丹霞地貌，临江矗立，四周如刀削成的绝壁，寨门由红沙石垒成，同四周天然石壁连成一体。寨顶有喻氏祠堂和同仁书院等古建筑，都保存完好；寨北有一座天然石桥，高、宽约四五十米，穹顶壮观，绝壁上刻有“天生巨眼”“大地津梁”等字样。大家感叹：喻家寨很是雄伟，又有厚重的历史人文，然而其他条件却与剧本所写的环境不符。在归来的途中，有人说：“此趟太没有收获了。”导演却说：“不来看看，怎么知道它与剧本所规定的环境不符，不也是收获吗？再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各种风格的山寨装到脑袋里没有坏处，这次用不上，将来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这里不行就再寻别处吧！摄制组的人又继续寻找着。有一天，他们改变方向，来到南边距城约15公里的坳上公社水头大队肖家生产队，村前一条小河蜿蜒流淌着，岸边三架古老的竹筒水车不慌不忙地转动着，侧边不远处还有一架木桥跨水面而过。村后，竹林在风中摇曳……
老摄影师林景不禁脱口而出：“太美了！”
采景组的人们兴致勃勃地走进村里，站在村前朝对面看去，满腔的热情陡然又冷了。因为，对面的山景不够壮美，对面的山路不够蜿蜒，与电影剧本里写的景观还是有差异。带着遗憾回到住所。导演要求各自把多日来的巡景回顾消化一下，再研究决定下一步行动。
讨论时，有的人说，从这次和以往拍片的选景看，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出十全十美合乎作家笔下描写的景观，几乎不可能，只能择其大致相符，不足的部分可通过搭景和运用电影艺术手段弥补。老摄影师林景经过沉思后有个大胆的设想，对导演说：“把苏仙岭搬到肖家生产队来！苏仙岭有古老的石板路，有盘山而上的公路，这方面的条件与剧本描绘的翠竹峰很相符。”导演思索了一下补充说：“好！中间再插上前几日看到的下虎岭那个景过渡一下，来个三点一线，这样就成了剧本中描绘的那个小山村了。”
寻找那个“带路的小伙子”
这篇采景记仅介绍巡景定景阶段的情况，为了解后段拍摄等更多情节，我很想找到采景记中提到那个“带路的小伙子”，先前从宣传部门找没能找到，换个思路，到外景拍摄地水头大队找能否找到呢？即使找不到，找队上的老人问问，说不定会有新的收获。
癸卯年七月下旬一天上午，我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了肖家生产队。村庄里宁静得几乎看不到人，车停下后，女儿和儿媳要我和老伴不要下车，她们去找人。她们在前一栋房敲门后，有位七八十岁的老大娘开了门，40多年前在这里拍过电影这件事老大娘记得，具体的事讲不上来。后面那栋老屋有位老人在清理家什，我们出现在他屋门口时他感到突兀，很难为情，因已迁居多年，屋子里除了一张积有厚厚尘灰的木条凳，就是四面墙壁。他只好转到侧屋后面不知从哪里取下了一块长木板垫在条凳上供我们坐，我把他拉在身边，问他的基本情况，问拍电影的相关事情，他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特别是通过他联系上了当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纯机。
十几分钟后李支书赶来了，通过接触交谈，我们从陌生到相识，他比我小几岁，也已七十加五；本为桂阳敖泉人，上世纪60年代修欧阳海水库时，移民郴县坳上；桂阳一中高中毕业，1972年当了一年大队文书，1973年当水头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直当到1998年；身体很棒，头脑精明。他讲述了当年队上为拍摄电影所做的一件件事情及所见到的一幕幕拍摄场景。然而，那个“带路的小伙子”他却不知道，当年公社领导中有几位熟悉情况的，可惜已离开人世。好在他讲到了县委黎副书记为拍电影开了专题会。我问，黎副书记如今在何方？他摇头。
经过托人多方打听，黎副书记名叫黎承文，调离郴县后，在地区转了几个部门，曾任行署常务副秘书长和秘书长，又托人找他的电话，终于与他联系上了。已是92岁高龄的黎老回复我，为拍电影专门召开过一个会议这个还有印象，但对为摄制组“带路的小伙子”和县里安排的接待、联络人员没印象了。为找当年带路的小伙子和接待、联络等相关人士，我还通过朋友，找到了当年的县委办主任，县招待所所长、办公室主任、总台服务员、楼栋服务员等，但都说时间太久没印象了。
三十多天搭了两个拍摄场景
采景组定下水头大队肖家生产队作为电影外景的拍摄地后，再次来到队上，协商急需办理的两件事。一件是要在肖家生产队盖一栋影片主人翁金竹居住的农舍；另一件是拍摄还需要搭一座跨江木板桥。
听罢摄制组的介绍和要求，大队支书立马陪同摄制组的同志来到肖家生产队，首先商定盖房的事。导演和摄影师经过观测，看中了一块空地，既适合居家住房和农家种养布局，也便于架机拍摄。在征得生产队同意后定下在这块空地上盖房。
金竹的房子怎么盖呢，是虚盖还是实盖？美工师程明章抢先发表意见：“不盖实的，把可见的部分搭出来就行了。”导演和摄影师点头认可，要求美工师绘制金竹农舍的图纸，盖房工程由大队和生产队组织施工，经费摄制组按双方审核拨付。
盖房工程商定后，大队支书和生产队长肖贤胜等随摄制组人员来到江边，导演和摄影师现场选定了江这边与江对面的位置以及桥的高度和桥面宽度。木料问题，生产队同意就地取材，经双方评估约五个立方，定下由摄制组去县林业局申办砍伐指标，美工师绘制木板桥图纸，大队生产队组织施工，经费摄制组按双方审核拨付。
两个工程项目商定后，导演拜托说：虽是临时性工程，但质量不能马虎，一定要扎实牢固，因为关乎演职人员和民众的生命安全。
大队支书充分发挥生产队的积极性，两个工程项目都以生产队为主按要求组织施工，劳力不够大队协助调派。
金竹的房址前有个修粤汉铁路时堆积的小山包，按拍摄要求，房子大门外要有一块较宽的平地，从住房大门至猪圈和湾里路口要铺石板。生产队合理安排男女劳力，有技艺的劳力起房子、架桥；一般劳力学“愚公移山”，他们用锄头、镰刀、镐头、铁锹和扁担、粪箕等工具，搬移堆积了几十年的山包，修整成一块宽敞的坪坝；由大队支书调派的劳力铺设了从房屋大门前至猪圈和弯里道口的石板路，金竹农舍包含附属工程三十多天竣工；架桥工程因要到山上砍松树锯板子，江水中竖桥墩要取青石板，施工很艰难，也是三十多天才竣工。
拍摄现场散记
1981年国庆节后，电影进入拍摄阶段，剧组20多位演职人员携带行李和拍摄器材南下郴州。他们包下了郴县招待所九栋的二楼和三楼。早餐后，乘车至坳上水头村拍戏，中餐有时招待所送，有时回招待所吃。
坳上作为电影外景的主拍摄地，公社和大队都指定了联络协调工作人员。公社确定由副书记陈圣洋负责，陈副书记原是县千字号矿的矿长，对县里的工矿企业说得上话，拍摄需要运煤的货车，就是陈副书记从矿上借来的；确定了由公社文化站李长云具体负责剧组与大队间的联络协商事务；重申了水头大队由党支部书记负责。
李支书认真作了布置，要求生产队搞好服务，拍摄如果需要借家具、农具，甚至借猪、借牛，都要从方便出发，找主人协商，协商好后找人搬运，包括抬猪赶牛，拍戏后归还原主。李支书说，人家老远到我们这里来拍电影，这是看得起我们，他们是客人，我们应讲礼俗，有觉悟，不能丢格。演职人员拍戏有先有后，大队安排了三四家农户供拍完戏的或等待拍戏的演职人员歇脚休息，这几家农户都把房子和桌子板凳打扫得干干净净，用山泉水烧好茶水。已是82岁、身体单瘦硬朗的李纯政告诉我，那年拍电影有六七位演职人员在他厅堂歇脚，家里拿不出什么好东西，就给他们煮了红薯吃，他们也蛮喜欢的，说好吃。
金竹8岁的女儿欢欢，看妈妈杀了鸡，知道了爸爸要回来过生日，便去江边捉螃蟹，不料被螃蟹钳住，大声哭叫。在井边洗菜的金竹迅捷赶过去，取下螃蟹，问欢欢：“为什么要来捉螃蟹呀？”欢欢答：“爸爸说过，螃蟹是下酒的好菜。”这个做道具的螃蟹，据说是从长沙买的，本来想买一斤重的，没有，买了个不到半斤的。小演员欢欢，社员们都以为是剧组成员的小孩，其实是剧组从西安市小学低年级学生中选拔的，父母是工人。
金竹丈夫王大猛井下挖煤丧生，为拍大猛殡葬的戏，摄制组人员在围子弯竹山选定了一块地，出10块钱由生产队安排了李钝俊和崔太娥先去挖土堆坟，随后，矿里相关人员和金竹及女儿欢欢、二猛等亲属出镜拍戏。坟堆好后，三十出头的崔太娥触景生情，跪扑在坟堆前痛哭流涕，泪水汪汪；崔太娥生育二男二女，几年前丈夫却因病离她而去。摄制组和送葬人员看到这一幕，都十分感动，眼泪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依照剧情：一个宁静的深夜，二猛对象凤月的代销店大意失火，火势猛烈，二猛赶去救火受伤。
为拍这场戏，美工师在李家弯转来转去，发现有一间残缺不堪、没人打理的房子。他问大队支书：“这房子是怎么回事？”李支书说：“房子早几年被火烧了，户主一直没有修复。”“我想借它再烧一次，行吗？”美工师向李支书作了解释，李支书当即联系户主协商。户主同意后，剧组邀约当地剧团参演这场戏。
剧团派人来到了水头大队勘察了现场，与剧组进行对接。按照剧组的要求，剧团人员简单又巧妙地把原房子部分加高并搭盖了瓦檐，购买了几桶柴油，那时的柴油每斤一角一分，汽油每斤三角六分。
正式拍戏的那天夜晚，有不少人前来围观，除应邀而来的公安、消防、医院等相关单位的人员外，警戒线外还聚集了周边大队赶来的社员群众。二猛和剧团演艺人员按扑火场景化好了妆，多部摄影机从不同角度取景，房子着大火后，演艺人员奋力救火，房子垮塌，王二猛受伤……
依照剧情：那天，金竹背着生病的女儿从医院回家，苍天变脸，下起了瓢泼大雨，二猛冒雨赶来接过侄女。在走过木板桥道时，二猛脚底打滑，金竹伸手扶住二猛手臂，二猛不觉心头一热……
时令已是初冬少雨季节，为抢早拍摄这场戏，剧组只好请县消防大队协助，把消防车开到江边实施人工降雨。打霜天，江水冰冷的，为使演员不被雨水淋透冻着，他们的外衣内层套穿了薄膜服装。现场也是多部摄影机从不同角度拍摄，江两岸有许多人观看。
12月初，摄制组完成外景地的拍摄工作，撤离时在公社食堂办了一桌简朴的答谢宴，感谢公社对拍摄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水头大队支部书记李纯机应邀参加了答谢宴会，摄制组还给他发了一个月的劳务补贴30元。
为什么选择来郴州拍摄
《山道弯弯》电影拍摄年内圆满收官。1982年1月，时长80分钟的电影《山道弯弯》正式与观众见面，拷贝发行到许多国家。
小说《山道弯弯》1981年2月公开发表，电影《山道弯弯》1982年1月公开上映，周期不到一年，我缺乏这方面的数据，不敢说是创纪录，可否说惊人、罕见呢？这样的周期至少说明，作品的主题价值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得到普遍认可，所以顺风顺水，路路畅通。
也许有人会问：谭谈是湘中作家，《山道弯弯》为什么选择来湘南郴州拍摄？这里有必要说说湖南日报社领导的一次采访调研活动。1981年4月底5月初，湖南日报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副总编辑汪立康来郴州调研，地委宣传部领导派我参与学习。湖南日报驻郴记者李孔斌、谭涛峰和我随汪社长到宜章县梅田公社、资兴县坪石公社等地调研采访，我们写了多篇新闻稿并定下两个头版头条后，建议汪社长上苏仙岭看看，他欣然同意了。我们随汪社长的吉普车上山，到山顶上看了所有景观，下山时，下车看了景星观、三绝碑、白鹿洞等景观，汪社长对苏仙岭盘山公路上的风景大加赞赏，上山下山几次说到，谭谈的《山道弯弯》要拍电影了，这个地方的山道景观与小说中写的很相似，建议他到郴州来拍。
原水头大队李支书回忆，在县委召开的短会上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同志说过，“是毛致用书记要他们到郴州来拍，”我不敢确认。心想，致用同志作为湖南省委书记，即使会见西安电影制片厂来湘拍电影的同志，按礼数，一般会表达欢迎和感谢之意。
谭谈在一篇散文中，提到过致用书记为他救急的事。那天，谭谈从后门进省委大院，被值勤卫兵拦住，要看证件。谭谈找了半天，从身上找出一个党费证，递过去。卫兵看了看，仍不让进。谭谈说，至少能证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吧，进自己党的机关都不行？年轻的卫兵十分尽职，很认真地说，这证上没有照片，怎么能证明是你的？谭谈是走路来的，再走回家去取一个证件，太费劲了。于是和这个年轻战士磨嘴皮，请求他放自己进门去，他硬是不干。谭谈急了，心里隐隐地来了气，说自己叫某某，还大言不惭地补了一句，省委候补委员，进自己的办事机关都不行，让战士打电话问问省委办公厅，看他们同不同意他进去。年轻的卫兵也怄气了，说要打就他自己打。谭谈一时记不得省委办公厅值班室的电话号码，情急中突然想起有一次在和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交谈中，他对自己说过，有事就打电话给他，并随口告知了他家的电话号码。为这个小事找省委书记？谭谈犹豫了一下，可是人一急也管不了这么多了，随即，他走进旁边的值班室，摇了一个电话到毛致用同志家，接电话的正是他本人。致用问他有什么事。谭谈说：“我要进大院来，卫兵不让进。”致用同志又说：“你是要到这里来？还是到其他部门去？”谭谈如实说了。致用同志要他请值班的同志接电话。值班同志听电话后，对值勤卫兵说：“毛书记请他进去，你让他进去吧。”谭谈说，事情过去好多年了，那个年轻战士坚持原则的形象，如同一幅凝重的油画，长久留在他的心头。
我引这个事例，是说明省委书记对谭谈的交往、关注和信任。这是1986年以后的事，谭谈是省委五届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第五次党代会是这年6月召开的。
我分析，198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组到湖南来拍电影，会礼节性到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拜会。而湖南日报社汪副社长，曾在省委办公厅任副主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党组书记车文仪，对《山道弯弯》高度评价，欣然为小说《山道弯弯》和电影《山道弯弯》合集出版写序。
我的这个分析，可从前面提到的采景记中得到印证。该文的结尾有这样的描述：当美工师说到大门外的戏都在郴州拍时，文章的作者惊问：“门内的戏呢？”美工师说：“西安，厂里摄影棚拍。”文章作者又一次惊讶：“湖南——西安，仅是一门之隔呀！”导演笑了笑说：“本来嘛，我们伟大的祖国，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这次来到湖南，来采景，省委、地委、县委和公社党委，都给予我们热情的支持，不就是如同一家人？”导演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是呵，我们伟大的祖国，就是一个亲密、和睦的大家庭！
谭谈其事其人
之后，谭谈成为湖南文学艺术界的一面旗帜，陆续写了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山野情》《人生路弯弯》、中篇小说《山雾散春》《你留下一支什么歌》等，先后有600多万字、数十部著作行世，并先后多次获得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全国第四届青年读物优秀图书奖、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1999年作家出版社为其出版了八卷本文集，200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为其出版了十二卷本文集。
谭谈1985年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后任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1995年任湖南省文联主席；还曾任中国文联全委，中国作协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
谭谈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五届候补委员、第六届委员；是中共第十三次、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97年，谭谈到贫困山区，转了三个月，行程两万里，走访了20多个贫困县的百余个贫困村，看到最穷的农户，几乎都是没有文化的人，而乡村文化设施短缺，学习场地少。他想，自己是作家，要在伟大的脱贫攻坚战中更多地担当，思来想去，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借天下朋友温暖的手，汇广大作家的爱心，在贫困山区建一个作家爱心书屋，给贫困山区人民，尤其是青少年，送一批精神食粮。
199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谭谈满怀激情，写了一封《谭谈致文坛师友的信》。信发出后，立即得到了广泛热情的响应，收到四千多位作家、艺术家亲笔签名的著书万余册。许多作家、艺术家在赠书时还寄来了题词、赠言和诗联。谭谈又倡议刻碑建廊，名曰“爱心碑廊”。
1999年，由巴金题名的“作家爱心书屋”在风景秀丽的涟源龙山脚下、白马湖畔的田心村巍然耸立。阅览室有60个座位，藏书库藏书近5万册。书屋一年365天，天天免费开放，每周56个小时。20多年来，浏览量已过百万人次，外借图书已超50万人次。周边几个村经常爱阅读的青年多数考上了大学。
2004年，与作家爱心书屋为伴、由沈鹏题名的“爱心碑廊”随即落成。碑廊采用回廊式建筑造型，长达千余米的回廊上，嵌有花岗岩石碑320多块，每块高1.1米，宽0.6米，展示了文学家、艺术家和党政人士写的精美题词、赠言、诗词、楹联。这个碑廊具有独特的设计，极高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谭谈还在自己的老家曹家村，捐出祖屋地基，卖掉了自己在娄底市区的一套商品房，搭上两部新著的稿费，再拿出家中的部分积蓄，一共百万余元，2019年建起了占地2600多平方米、集“晚晴书屋”“晚晴广场”“晚晴诗湖”为一体的涟源市曹家村老农文化中心。
2002年，湖南省委、省政府从全省各行各业的优秀专家中挑选20位，作为湖南省首批获表彰的优秀专家，谭谈名列其中；2023年，湖南文学艺术奖的表彰增设的“终身成就奖”奖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省第一次给文艺家颁发这样的奖项，获得这个奖项的共四人，谭谈名列其中，作家仅他一人，其他三人分别为画家、书法家、摄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