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建凯

今天这个日子特别，是母亲的忌日。我们兄妹围在褪了色的相框前，一声声唤着“妈妈”。可母亲只是微笑，饭菜递到跟前也不接，只有那双眼睛，温柔地看着我们。

三十多个春秋翻过去，多少事都淡了。偏是母亲走的那天，痛像扎进心口的刺，年头越久扎得越深。

20世纪80年代某个冷雨黄昏，母亲在兴宁镇东门口公厕解手时突然倒下，等我赶到医院时，已经没了气息。急救室的白炽灯明晃晃照着，我们兄妹跪在冰凉的水磨石地上，眼睁睁看着白布蒙住母亲温热的脸，天当真塌了。那时，我们兄妹都不到30岁，真是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幸福哪里找？

那些年，命运的齿轮有时是这样的无奈。我们家本是干部家庭，父亲却因特殊缘由工资被停发，全家七口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撑着，生活陷入困境。早晚两顿稀粥，晌午才见得到米饭，红锅烧出来的菜在粗瓷碗里泛着寡淡的光。就是这样的菜，我们的筷子伸过去，也得掂量着夹。

父亲本就郁闷，平日里依赖的烟、酒又没了着落，心情便愈发消沉，时不时冒出不想活了的念头。

那时，大家都没有吸烟不利健康的意识。为给父亲解闷，母亲要我兄弟俩去商店、会场、路上，捡纸烟屁股（那时纸烟没有过滤嘴）。晚上，两个妹妹，负责撕烟屁股纸，母亲教我和哥哥用自做的木匣子卷烟。日子久了，两个妹妹踩在板凳上，竟也卷得有模有样。

那年大雪天，我和哥哥钻进会场，挎包装满时撞见个酒鬼。他踩着我的手背抢挎包，用巴掌把哥哥的半边脸抽出了五个手指印。回到家，母亲掀开棉袄，把我肿得像馒头的手揣进怀里，滚烫的泪珠子，像春雨一样，啪嗒啪嗒砸在我发旋上，也洇湿了我满是补丁的衣角。

我们回老家，要走四十多公里路，中间还要翻几座大山。记得有一年春节，父亲背着大妹走得踉跄，母亲驮着小妹直打晃。迎着山风，母亲喘喘粗气，断断续续地给我们讲述《三打白骨精》，汗珠子顺着鬓角，在山路的青石板上，砸出深色的花。

母亲说，她这辈子最揪心的事，是1967年把我和哥哥送进深山学堂读寄宿，把两个妹妹寄养在乡下亲戚家。

每到周末，学校师生都回家了，只有我和哥哥，像屋檐下孤单的雏燕，抻着脖子等母亲送腌菜来（一瓶子菜吃一个星期）。

接妹妹那天，母亲看着差点认不出、缩在灶灰里，像只又脏又瘦猫崽的小妹，把人儿搂在怀里，摸了又摸，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半天，愣是没掉下一滴来，也没说一句话。

东门口公厕那扇木门，成了我心头永远的伤疤。明知母亲的病未好透，我还奔着所谓前程离开。那天傍晚您独自走向生命的终点时，可曾回头望过我们熟睡的窗户？

清明雨又落，纸灰化作黑蝶。母亲，您走后这些年，我们兄妹活成了您盼望的模样。只是饭桌上永远少副碗筷，您手把手教的卷烟手艺失了传。唯有思念，在年节里愈酿愈浓，稠得化不开。